记者：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法国人的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20世纪是萨特的世纪。萨特与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是死对头，在他眼里，戴高乐简直就是精神专制的化身。可是，就是这个戴高乐，却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这意味着什么？
尚杰：这意味着你不能把一个与你思想不同的思想者关进监狱，因为思想是人类的最大尊严。不尊重思想，是最大的不尊重人权。伏尔泰在18世纪被称为精神王子，精神自由的创造者，萨特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总代表，他继承了法兰西精神自由和浪漫主义的传统，也就是批评的传统，法兰西民族之所以能有层出不穷的在文化上的创新能力，而且在20世纪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与19世纪相比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还能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东西，精神上的原创性，法国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创意大国——如果美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产业大国的话。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要是缺少创意，那作用就只相当于一个大工厂，设计图纸是别人控制的，那结果的严重性要几十年后才看得出来。
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一大批像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人们一提到法兰西就会想起这些人来，他们不光是在哲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还有文学界、艺术界，电影界等，这些人支撑起了法兰西文化大国的架子，他们的声音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府也是允许他们批评的，所以戴高乐说，“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他的意思是说，萨特如此地抨击他，作为一个政要他也很恼火，但他没有把萨特关进监狱，伏尔泰还进过两次监狱，这说明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那种特定的关系，法兰西民族以及他的政要们本身拥有很高的人文素养。那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不仅对中国诗人李白很有研究，还是一个鉴赏中国青铜器的行家。
允不允许知识分子的监督，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这是衡量你的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禀性天真，也就是太过于真实，讲真话，那这个人的命运，结果总不会太美妙。具体来说，就是具有西方式知识分子这种秉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比较天真的，而他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样一来就泯灭了人主动的或创造性思想的积极性。要人们学得更圆滑，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迫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要去说假话，做两面人，使自己的人格很不健全。士大夫，也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甚至是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官，否则周围人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是没有出息。很多大诗人，因为官场失意，就在诗中写自己的颓废，一不留神却传下来很多名诗，但这些诗人的本意是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问题：只有歌功颂德的传统而鲜有批评的传统。它使中国很难产生纯粹的独立的思想家。在我们的精神风俗中，最能光宗耀祖的还是官、排官的座次，有多少几品官。
记者：与伏尔泰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法国篇”的解说词说，他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奔堑媚愕摹丁瓷缁崞踉悸邸档级痢芬皇橹杏昧艘欢魏芫实幕袄疵枋雎缶窈退枷氲牟恍�，他的思想到底有哪些迷人之处？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又有哪些可以思考和借鉴的？
尚杰：卢梭与伏尔泰的区别在于，卢梭同时关注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也就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艺术才真正重视起来的人的焦虑、绝望、厌倦等一些属于“光明”背后的东西。卢梭敏锐地感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这话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实际上他这里面涉及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评，这是伏尔泰所没有想到的。伏尔泰还嘲笑卢梭，说卢梭想要我们回到用四肢爬行的时代。卢梭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类朴素的自然状态。卢梭思想的覆盖面比伏尔泰更宽广，他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他的《爱弥尔》是西方启发性教育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忏悔录》是西方近代以来浪漫主义传统的代表作。他的著作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开创性的。记者：如何解释“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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