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说制作这部片子的起因是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确，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曾经在近现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尚杰：先说借鉴吧，我认为最主要是制度上的创新，这里面提到的有几个关键的东西，如英国的《大宪章》，诞生在1215年，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革命还没爆发。那时的英国贵族就以这种“准社会契约”的法律形式限制国王的权力，这些“组织起来的”贵族成为日后英国国会的雏形。
再一个就是荷兰的股份公司，证券市场的建立，制度上的先进直接导致国内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的强盛，虽然荷兰很小，但它仍然能够引领世界的潮流。相反，如果制度上落后，国家再大也没有用。
我们以中国为例吧，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虽然在唐朝很强大，但它之后国人的精神风俗在多少个世纪中基本上是不变的，不变的表现，就是历史循环。如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就可以避免历史的循环。英国国会限制君主的权力，它实际上对近代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以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都有榜样的作用。
各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和现代化与传统的融合也是我们要借鉴和思考的。从九个大国的兴衰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进行逐步、渐进的改革、并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平稳，进步也很快，而没有进行理智思考就匆匆展开激进变革的国家，都会出现大的波折，甚至倒退。
中国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在体制上怎么避免腐败，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怎么去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如果一个王朝兴盛了，因官员和朝廷极度腐败导致人民反抗以至造反，最后导致整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王朝上来又重新开始，周而复始，循环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在精神文明上也将是循环的，也就是没有新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世界大国的崛起，靠的是思想和体制的创新。
有人说中国的民主遇到了很多障碍，即使有种种消极因素，这一步也要往前迈，否则就没有出路。
记者：除了体制的创新之外，我们还关注到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也很大。尤其是法国这一集，给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如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体制竟然孕育了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你很熟悉法国这段历史，请帮我们解解其中之谜。
尚杰：我们先从法兰西这个民族的性格开始说起，我们所看到的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与我们的封建专制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它的基督教传统与希腊文明相互补充，与中国的文明有不同的精神渊源。虽然都叫封建，但含义完全不同。法兰西17、18世纪能诞生这么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是和他们当时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联系是在一起的。他们的争论一开始就是思想层面上的，比如说人权和神权的争论，不光在18世纪，18世纪只不过达到顶峰而已。
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是开放的，他们一向求新求异，迷恋异国情调，伏尔泰当时是那样的赞赏中国，把中国描述得像一个乌托邦一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好。而伏尔泰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对异国文化抱着一种很宽容态度。
当时的法国各地都有科学院，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在第戎科学院的年度征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获奖的原因是它的论文提出的观点独特，言之有物，而他的观点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公开的场合鼓励和允许最大胆的思想，即使是批评政府的思想，这些法国在200多年前就做到了，这是法兰西文化始终富有创造活力的重要原因。这当然要有伏尔泰和卢梭这样的知识分子付出代价。一个国家不重视和鼓励人民独立思考和批评，长期下去，人民就会丧失这样的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创造性。这对民族是一场灾难，因为会失去文化上的竞争力。启蒙时代的法国还有很多首创的东西，如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以编撰百科全书的形式传播启蒙思想。但有一点，他们都是自下而上的，当时“沙龙文化”、“咖啡馆文化”之所以那样盛行，这实际上跟当时社会有一大批精神贵族有很大关系。像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很有钱，但同时他们也是精神贵族，他们都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这与他们整个文化层面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对中国有启示的话，就去关注民间的精神上的开放和精神上的情趣。我甚至觉得，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财富贵族”们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精神贵族”而不是趣味低下的“土财主”，那中国就有可能真的成为世界大国，但现在不是，因为在当代文化上中国还不是世界大国，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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