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题：跨文化对话如何进行？

　　作者 卜松山(Karl-Heinz Pohl) 德国汉学家，特里尔大学汉学名誉教授

　　围绕“跨文化对话”，我在本文中提出方法论层面的十点思考，涉及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以及跨文化对话的影响参数、局限性和有利条件。

　　第一，对话双方的关系。传统理解中，对话以双方的平等为前提，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著名的概念“无支配话语”(domination-free discourse)。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不同，或由于发展标准各异，双方的实际关系往往是不对等的，这也是造成“霸权主义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原因。

　　第二，语言。文化对话所使用的语言类别——当下主要是英语——也会导致不对等。20世纪两位美国语言学家提出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就是关于语言的相对性。该假说指出，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影响其使用者对世界的感知。这点也为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所认同。

　　第三，历史经历是跨文化对话的重要背景。欧洲的政治话语形成于毁灭性的宗教战争、激烈的国家竞争、征服新世界、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和近代启蒙哲学。而东亚没有经历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这是不同文化评价某些争议问题时的决定性因素，也即德国的埃及古物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的“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

　　第四，象征定位(symbolic orientation)。我认为这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除语言外)，包括不同比喻、神话、观念与典故形成的文化架构以及文化、艺术、宗教与哲学的关联。例如，中国人常提孔子，而西方人会提柏拉图，中国人可能引用杜甫的诗，而西方人更喜欢莎士比亚戏剧。

　　第五，民族中心主义。这是跨文化理解的一大障碍，但也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点。对于每个文化主体来说，认为自己的所知所想最重要，往往会阻碍跨文化对话。但从文化诠释学视角来看，恰恰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心，一个能为自己定位的框架，才能接近、理解另一种文化。这是对自我文化背景的一种自觉意识，我称之为“‘被反思’的民族中心主义”，相对而言，这种意识对跨文化对话有积极作用。

　　第六，以自身理想模式去判断对方现实。这种倾向是一个常见的陷阱。因为人们通常不考虑历史发展进程，也不接受对方以其理想模式来审视判断自身所处的现实。这给跨文化理解带来桎梏。

　　第七，相似性陷阱(similarity trap)。这是语言学习中的一种现象，它基于以下假设：由于两个事物表面具有相似性，人们倾向于认为二者实质上并无不同，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用汉字，但日本人常以不同方式使用它们，相同的字符却有不同含义。另一个例子是礼仪行为的社交含义，中西方都有礼仪行为，但同一行为可能在西方有消极含义，而在中国有积极含义。

　　第八，意识形态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信念。这也是跨文化对话的一大障碍。普遍主义者认为，普适的文化法则需要得到贯彻，当文化意味着差异，它就成了负面事物。因此，普遍主义者会试图尽快消除所有文化差异。

　　第九，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对于评估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十分必要。例如，关于美国基本权利的履行，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然普遍存在种族歧视。这种评估结果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而是历史相对主义。

　　第十，跨文化对话不应被理解为师生间的对话，即学生单方面接受教师的观点，而应建立在相互促进、增进理解的基础之上。

　　基于以上思考，我认为跨文化对话应具备四个要点：一是要有对自身标准的历史性反思和自觉意识；二是了解对方文化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价值体系的逻辑；三是寻求共同理念；四是对改变视角持开放态度，拥有乐于从对方处获取新知的意愿。(完)

　　专家简介：

　　卜松山(Karl-Heinz Pohl)，德国汉学家、美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汉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著有《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学术专著专论，译著有《桃花源——陶渊明诗集》《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