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抗戰(zhàn)期間，一個名叫黎東方的歷史學家在重慶擺場子，收門票，說歷史，先三國，后武則天，其中的人與事，沒有一個沒有出處，一改說書人的“演義”傳統(tǒng)，一時間引發(fā)巨大轟動；
半個多世紀后，一個名叫易中天的學者，在央視百家講壇擺了場子，一樣說三國，一樣摒棄“演義”，據(jù)實道來，娓娓動聽，一樣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達到白熱化，名利雙收。
電視和易中天聯(lián)手打造的這個文化奇觀，引發(fā)了不少爭議。之前在電視上說古道今的余秋雨、劉心武、王魯湘，還有不久前在鳳凰衛(wèi)視上開講的李敖，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種種褒貶。
在美國，在法國，很多知識分子的光彩，也被電視放大了很多倍。
電視無疑是最厲害的媒體，同時，也是對表演者最挑剔的舞臺。學問精湛的歷史學家顧頡剛，是不會被電視臺相中的，因為口才欠佳。黎東方應該是理想人選，但是世上已無黎東方。我們可以挑剔現(xiàn)實的種種不圓滿，我們也必須學會接受歷史的漸進。沒有人會在央視上空給我們空投一個薩特或者一個溫斯頓下來，只有更多合格的知識分子，積極地，智慧地，被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地介入電視，才會有接近圓滿的時刻出現(xiàn)。當真正的薩特或溫斯頓現(xiàn)身，向大眾供應更多的思想的愉悅的時候，他們自然會把二流角色刷到地方電視臺去，或者讓他回到自說自話的書房里去。
易中天：我已經(jīng)上了明星的“賊船”
文/蒯樂昊
7月22日，易中天新書《品三國》在北京舉行全國首發(fā)儀式及簽售會，雖然主辦方事先對簽售的火爆已有所準備，但蜂擁而至的“易粉”還是多得超出了想像。為安全起見，簽售活動進行了兩個半小時后被有關部門強令中止。北京圖書大廈外眾多排隊等候的讀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當眾嚎啕大哭。據(jù)報道稱，當時現(xiàn)場隊伍長達400米，人數(shù)約3000左右，原價25元的簽名書在黃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北京之后，重慶、深圳、廣州依次接過了這輪紅得發(fā)紫、熱到發(fā)燙的接力棒，據(jù)稱，第一版印數(shù)就達55萬的這本易中天新作已在緊急加印中。
跟“超女”一樣紅的博導
如果像評選“超級女聲”那樣，讓老百姓發(fā)短信選舉心目中的“超級教授”，恐怕易中天當仁不讓地要入選。甚至，他的粉絲們也跟超女的粉絲一樣，給自己起了“意粉”、“乙醚”這樣的綽號。“他們還說我講的是麻辣史學，我又不吃花椒，怎么可能麻辣？要我說，我明明是生猛海鮮，怎么會是麻辣火鍋？”他沒想到自己在《百家講壇》一露臉就這么有觀眾緣，更沒想到自己的語言方式會被人作為樣本研究揣摩。“我在學校講課就是這么講的，幾十年就是這么過來的�！�
不可否認，人們是通過電視這塊放大鏡，看到了易中天。他自己也開過玩笑，“本想當個平民學者，一不小心成了大眾情人�！�
“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的幸福服務，所以，除了一部分在書齋里潛心治學的學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將學術轉化為可以直接為社會現(xiàn)實服務的東西。因此必然會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走出書齋，走出學院，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生活，走向媒體�？鬃尤绻钤诮裉�，他肯定會上電視，不然，像他那樣坐著牛車四處講學，太辛苦了。一個真正希望傳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對社會有益的學者，是一定不會放過大眾傳媒這個平臺的�！�
他總是如此回應那些批評他“不務正業(yè)”、“學者明星化”的聲音。并舉例說，孔孟、朱熹、二陳……他們開辦書院，甚至到市井中講學，那就是當年的《百家講壇》。
在到《百家講壇》品評漢代風云人物之前，易中天在心里給自己的受眾做了一個定位：35至55歲之間，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社會閱歷�？墒呛髞砭W(wǎng)上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在他的擁躉中有7成是13歲到27歲的年輕人。當然，這其中有網(wǎng)民身份的特殊性，而實際生活中，他已知的最小觀眾是8歲，最大的88歲，“老少通吃”。
職場政治指南
易中天的講壇和論著里，你也隨處可以看到這種開明、自由，甚至稍帶叛逆的幽默態(tài)度。在中國這個長期以來歷史與政治結合得非常微妙的國度，歷史人物的面貌往往被固定化、程式化了，而易中天口中筆下的歷史人物卻往往有著更加多元的人格，劉備未必真是忠厚長者，曹操也不再只是白臉奸臣，他說，他總是對“大一統(tǒng)”式的人物抱有本能的懷疑。
“一個人越是大家都說他壞，我越是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閃光的地方，反之一個人什么都好，沒有缺點，我覺得也很靠不住。世界上沒有絕對和純粹的東西，不摻一點雜質的東西往往不好，比如酒，100%純酒精是喝不得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在他的著作《帝國的惆悵——易中天論中國政治與人性》一書里，易中天用一種惋惜之情寫到了晁錯——英雄往往是倒霉蛋，善意未必得善果，這略帶悲壯的歷史惆悵感，不但符合易的審美情趣，也恰好表達了他對人性體察的結論。
他的歷史新說，受到了一些正統(tǒng)史學的詬病。不過，雖然有人質疑他的解讀方式太過戲謔，卻絕少有史學家對他講壇中的史實細節(jié)提出異議。易中天把歷史解讀法分成三類：正說，戲說，趣說，并把自己歸為最后一類。趣說，不像“戲說”那樣對歷史進行臆造和杜撰，也不像“正說”那樣正襟危坐難以親近，而是在尊重歷史真實性的前提下，對表述方式進行一些趣味性的加工。比如，在說到古代某個專門的官職名稱的時候，易會含笑打趣一句：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公安局局長。
據(jù)一些“意粉”透露，易中天的書里把人性分析得太透徹了，在辦公室政治復雜的地方，他的書還有另一種用途，就是用來學習職場政治，一些機關里的讀者，甚至會拿著他的書，在書中尋找身邊人物的原型，對號入座，分析應對之策，或學習權術之道。歷史普及讀物的這一額外功能，大概是自稱生活中其實常得罪人的易中天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誰說我不務正業(yè)？
文/蒯樂昊
他們要找的人，就是又老又丑
記者：最初《百家講壇》是怎么找到你的？
易中天：《光明日報》的記者采訪我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挑主講人，在形象上有什么要求嗎？”我說有！第一要長得丑，第二要長得老，又老又丑，這就是它的形象標準。
《百家講壇》以前選主講人，標準是專家，是在某一問題上特別有成就的人，可那個問題是誰都聽不懂的，太專業(yè)了。那肯定沒有收視率了。后來就換位思考，站在觀眾的角度挑主講人，誰受歡迎就挑誰�！栋偌抑v壇》的總策劃解和光看到我在鳳凰衛(wèi)視《縱橫中國》欄目里的一個節(jié)目，眼睛一亮，他覺得這就是他要找的人。其他人都是引經(jīng)據(jù)典，講的都是學問，就我一個人在講吃面。武漢有個小吃叫熱干面，我就講這個熱干面體現(xiàn)了武漢人的精神。他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我們要的，就是能對著電視觀眾說人話的人�！�
記者：頻繁出來參加活動，對你的學術研究會不會有什么影響？
易中天：沒有影響，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記者：像現(xiàn)在這種明星一樣的生活方式，你是否習慣？你覺得出名前后，在生活狀態(tài)上，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易中天：習慣也得習慣，不習慣也得習慣，上了“賊船”了嘛。說不上什么是最大的改變，但是生活肯定是受打擾了，然后，就是得罪人了。接到的邀請多了，對付不過來。
記者：這種生活是你想要的嗎？
易中天：不是我想要的，這怎么會是我想要的呢？這種傳播效果是我想要的，但帶來的副作用不是我想要的。包括你不自由，沒有隱私，不斷被打攪，不斷上當受騙。
記者：你用了一種全新的方式來解說歷史，雖然觀眾叫好，但聽說史學界對此卻有不同的見解？就你所聽到的，當著你的面，最嚴厲的批評是什么？
易中天：(兩眼圓瞪)沒有！我倒是希望能有人當面對我提出意見。
記者：沒有一個人當著你的面說，“老易，你這么講不對”？
易中天：可惜，一個都沒有！報紙上整天說“史學界冷對易中天熱”，可是沒有一個署名字的史學家站出來說我哪里講得不對。我要特別謝謝你注意到這一點！就我記得的，只有過兩三個史學家，接受記者采訪，說了三五句話，也是斷章取義的。不過，我下面要去北京接受《魯豫有約》的采訪，聽說已經(jīng)找到了一個肯露面的質疑者。
我從不相信遠大理想
記者：你曾說過，讀書如同擇偶，看一個人喜歡看什么書，就可以大致看出他是個什么樣的人。那么你的閱讀興趣是怎樣的？
易中天：我閱讀很雜，最喜歡的，是偵探小說，最早讀福爾摩斯，還有就是科幻小說。讀研的時候把我學校圖書館的案子全都破完了，后來到圖書館去，到處都找不到案子可以給我破的。我喜歡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還有奎恩的《希臘棺材之謎》，非常棒！
記者：你記憶力很好，在節(jié)目中和著作中經(jīng)常引經(jīng)據(jù)典，年輕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大量閱讀的時期吧？
易中天：記性還湊合�，F(xiàn)在已經(jīng)差多了，年輕的時候不錯，那時候讀了大量的書。我為什么能以同等學歷考上研究生？就是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已經(jīng)把大學本科該讀的東西讀完了。我那個時候讀書就已經(jīng)是一個非常認真的讀法，我是做筆記的。比如說，讀唐詩，我一定要找好幾個版本的今人的注，再自己做一個集注。沒有人要我這么做，完全是出于興趣。古典的讀完了，現(xiàn)代的讀完了，魯迅的讀完了。
記者：我注意到，你在提到新疆那段經(jīng)歷的時候仍帶著激憤，你年輕的時候是憤青嗎？
易中天：我們那會兒還沒憤青吧，我是文青，文學青年。
記者：還記得年輕時代的理想么？
易中天：那要看什么時候了，不同的時期是不一樣的。在去新疆之前，我的理想是當個作家，要把這一段生活寫成長篇小說。去了以后，這個想法頭兩年還有，到了后來，我的理想就是能夠在連隊里面當一個文教，出出黑板報，寫寫宣傳稿，晚上學習的時候給大家念念報紙，活兒比較輕松，沒那么累。人其實是走到哪個山唱哪個山的歌，坦率地說，我從來不相信什么遠大理想。
記者：如果現(xiàn)在可以選擇，你會選擇一種什么樣的生活？
易中天：沒有可選擇的了，我從不做無謂的設想。我只想當下能夠做什么，我不覺得現(xiàn)在的生活枯燥，我做的工作是件挺有趣的事情，快樂與麻煩共存，麻煩并快樂著。
記者：你畢業(yè)后直接留在武漢大學任教，后來是什么機緣來到廈門大學的呢？
易中天：就是簡單的工作調(diào)動。
記者：你的業(yè)余生活怎樣度過？
易中天：葛劍雄最近有篇文章，叫《易中天的業(yè)和余》，說得非常好。我的業(yè)余就是業(yè)變成余、余變成業(yè)。
有人說我不務正業(yè)，我對自己的評價是，我最務正業(yè)。一個人文學者不管是發(fā)表論文也好，寫書也好，演講也好，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沖著人類的幸福這個終極目標去的，那就是務正業(yè)，我現(xiàn)在就是沖著這個目標去的，怎么叫不務正業(yè)，我是大務正業(yè)！
叫的狗不咬人
記者：你現(xiàn)在上節(jié)目，每個節(jié)目的結構設計都需要你自己來嗎？
易中天：對呀，這跟課堂上講課還是有本質區(qū)別的，雖然語言方式?jīng)]有什么區(qū)別，但結構完全是兩回事。上課的話，根據(jù)教學規(guī)律，先講什么，后講什么，循序漸進，電視節(jié)目卻完全不一樣。在課堂上你面對著的，是水平大致整齊的學生，但電視面對著的，從8歲到80歲，從初中生到博士生，這么一個群體，人家又沒有義務非要來聽你講，又不要考試(笑)，人家憑什么來聽你的？
記者：聽你說構思和錄制這么辛苦，我就不難理解你為什么對偽書那么氣憤了。
易中天：不是氣憤，而是傷心。我對偽書事件感到非常傷心。偽書跟盜版不同，偽書損害的不是我的利益，是買書人的利益。盜版倒是侵犯到我的利益，但盜版是假冒不是偽劣。偽書不一樣，偽書里面的內(nèi)容根本不是我的。
我現(xiàn)在這里就有一本偽書，那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叫張大可的人寫的書，他居然序言上張大可3個字都在，然后換這么個易中天的封面。你買了這本偽書以后，我的真書出了你還得買，因為它不是你要的東西嘛。我現(xiàn)在打擊偽書，還有人說我是在叫賣，你說我傷心不傷心？
記者：你會因為網(wǎng)上這些評論動氣？
易中天：我現(xiàn)在不看了，沒時間看。我不是說不能批評，我想要確實是很講道理的、善意的批評，但我不懂有些人為什么在陰暗的地方跟你對著來。我非常希望有人能當面來，我批評所有人都是署真名實姓的，比如對余秋雨先生、嚴家炎先生，有不同意見我都公開提。當然我覺得該肯定的要肯定，在他們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我也會為他們說話。
記者：說老實話，你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沒見到你之前，我曾猜想，你對人性觀察描述得那么透徹，生活中一定是個八面玲瓏的人。
易中天：(長時間直視，正色地)其實，真正八面玲瓏的人，是不會把他們的八面玲瓏表現(xiàn)出來的。真正八面玲瓏的人，也不會把他對別人的觀察說出來。他絕不會告訴你，他看透了你。這就叫做：叫的狗不咬，咬的狗不叫。我就是一只叫的狗。
王魯湘：導演最怕一根筋
文／徐梅
知道分子是個什么意思？
受封“中國第一知道分子”的時候，王魯湘甚感愕然�！斑@是個什么詞兒，我開始都不知道�！�
他說自己是一個“善良、軟弱、基本上不會說‘不’的”，并且“十分善解人意的”的人，雖然并不知道“知道分子”是個什么詞兒，還是直覺人家是好意，“既然是好意給你的封號，那就接受吧”。
就這樣聲名遠播。江湖傳言：“沒有王魯湘不知道的”，“沒有問得倒王魯湘的”。這樣的話讓他冒冷汗，“天下哪有這樣的人啊！其實我是一個知識結構極其片面偏狹的人，到現(xiàn)在我都不會用電腦，關于電腦的知識我是零。理工科的知識我是完全空白的。即便是文史哲這些，也有我不了解的。只能說人家問的東西恰好我知道。”
介入電視是迫于生計，走上前臺則純屬偶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和妻子都沒了工作，帶5歲的孩子到處打游擊，活得很艱難。走過那樣的日子，知識分子的優(yōu)越和驕傲早就被扔到一邊去了。
“我首先要解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要給家人生活的尊嚴。”總有人以俯視、審視的姿態(tài)追問他，追問一個知識分子當如何自處，他甩出這句話，眼睛里冒出股狠氣。
“‘鳳凰’是我領薪水的地方，如果純粹用一個人現(xiàn)在做什么來界定身份的話，我現(xiàn)在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電視人！我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我多數(shù)時候自稱一個文化人。”
這個文化人從幕后策劃到出鏡當嘉賓再到坐鎮(zhèn)主持，鏡頭前的戲份越來越重，人們說起他的時候，離不開《縱橫中國》、《世紀大講堂》、《文化大觀園》這一個又一個電視節(jié)目。很多人上網(wǎng)搜索才知道，原來早些年，他是頗有名望的美學研究學者，出版過《冰上飛鴻——黃賓虹畫學探征》、《大山之子——畫家張仃》、《氣宇軒昂——李可染的藝術世界》、《中國古代文化遺跡》、《黃河百姓》和《中國鄉(xiāng)土建筑》等等專著。
存在如鼻涕
一談到存在，人就要思考，王魯湘笑得比上帝響。
他說迄今為止，薩特的比喻是最惡心又是最貼切的，“人的存在是一種類似鼻涕的狀態(tài)。沒有氣體的輕盈，沒有液體的通透，也沒有固體的堅固穩(wěn)定，就是鼻涕樣的，有點混沌、有點臟，懸而未決，充滿不確定感�！�
王魯湘的選擇則是拒絕將人生定格，“我不喜歡被定在某一個位置。你說我完全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我覺得是小看了我；你若說我堅守純粹知識分子的操守，那又高估了我�！�
對于知識分子走進電視之后，主體性及獨立性的消解，他說自己首先要完成的是“生存”這第一要務�！拔椰F(xiàn)在要做的，就是做一個平平常常的文化人，談論一些自己有能力談、樂于談的東西，并且有些話題還可以引起一些人的關注和共同興趣�！�
他堅稱文化人不該挨餓，“知識分子挨餓，這個社會會充滿戾氣，一個充滿戾氣的社會，你說它健康嗎？文化人至少要有自己的尊嚴。如果這個時代非要把某幾個天才弄得像凡高、曹雪芹那樣，那是不可抗拒的命運，絕非個人選擇，也不應該是一個常態(tài)�！�
在傳播學者發(fā)起對“媒介�？汀�、“電視知識分子”的思考和追問時，王魯湘的態(tài)度折中務實，“主體立場的喪失是知識分子進入電視的一個必然代價。你要轉換到這個角色，就必須接受這個條件。以中國目前情形，任何一個媒體的話語空間都是有限的，電視的話語空間更狹窄一些�！�
“你如果對這些不能接受，好辦，你就別搭理電視圈的人，關掉電視，甚至干脆不買電視，西方很多知識分子家里都是沒有電視的�！�
在他看來，危險的不是個人選擇，不是幾個知識分子靠著能說會道在電視上混了個臉熟。對知識界、對整個社會生活影響力和破壞力最強的，是“專業(yè)化思考”的缺失。
“我特別強調(diào)專業(yè)化思考！極其理性的專業(yè)化思考，我之所以不去對現(xiàn)在社會上的很多問題發(fā)表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發(fā)表的言論，不是我放棄這個責任，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因為現(xiàn)在我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都應該建立在專業(yè)背景之上。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知識界最重大的一個區(qū)別就是，80年代的知識分子其實是沒有專業(yè)分工的，他們對社會問題其實是沒有能力反省檢討的，他們往往以理性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但是表達的都是極其感性的東西，因為極其感性，所以極其憤怒，情緒化的東西比較多。
“專業(yè)化程度不夠，很多問題會停留在兩個基本層面，一是對社會問題籠統(tǒng)的否定和批判；二是籠統(tǒng)的道德批判。
“這不是這批知識分子本人的責任，是時代和歷史的原因�！�
只要讓他興奮，他就會出彩
記者：對于劉心武、易中天這類電視文化名人的走紅，你如何評價？
王魯湘：劉心武本來就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一個作家一生中能夠在兩個閱讀趣味完全不同的年代里都拿出引起轟動的作品，是極其了不起的。劉心武在過去有《班主任》、《鐘鼓樓》等等引人關注的作品，今天竟然又能夠通過解讀《紅樓夢》再次引起轟動，這就是人物！應該欽佩。
再說易中天，他本來就已經(jīng)是一個大眾文化寫手，在說三國之前，他在網(wǎng)上也有一批自己的粉絲。他的的確確非常優(yōu)秀啊，在電視鏡頭前的那份自如也是少見的啊，任何一個電視導演看到他這樣的，都會如獲至寶。這種人，在任何一個談話環(huán)境里，只要讓他興奮起來，他都會出彩。
記者：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關于電視》一書中稱，“新聞場”以強大的符號暴力，引導公眾的判斷，并干擾其他專業(yè)場(如科學場、藝術場等等)的規(guī)則和判斷，接近媒體的人往往從中獲益。有人認為無可厚非，有人則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還是必須構筑某種象牙塔，你的觀點是怎樣的？
王魯湘：對上電視的知識分子的責難，很大程度上，我說直接點就是嫉妒。怎么偏偏就讓他上電視啊，怎么偏偏就讓他得名得利了啊，我比他差哪一點啊，為什么不來找我啊！沒錯，研究紅樓、三國，肯定有比劉心武、易中天更牛的人，電視臺不知道嗎？肯定知道，為什么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符合電視的特性。
記者：介入電視對你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王魯湘：能夠與大量的人對話聊天，是記者這個職業(yè)的便利和幸運。某種程度上我是感謝我所從事的工作的，它將我從書齋里拉出來，與更多有知識、有趣味的人對話�！蔼殞W無友”是文人大忌。現(xiàn)在一個類似記者的身份，把我從一個孤僻的書呆子變成了一個必須要跟人談話對話的角色。這幾年，我跟多少出類拔萃的人進行過交流啊，在這方面，我可能是中國之最！
余秋雨 越炮轟越走紅
文/蒯樂昊
2006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賽，再一次讓余秋雨成為輿論的焦點。據(jù)央視調(diào)查曲線顯示，青年歌手電視大賽中，文化素質部分“評委點評”那個時段的收視率，往往比歌手演唱的時段還要高。有觀眾說，看青歌賽只為聽余秋雨點評；也有觀眾認為，余秋雨借著青歌賽“賣弄”學問。
余秋雨自己定位比較明確，“文化試題對歌手不是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是借著歌手，和全國觀眾一起做一個高尚、愉快的文化游戲。一開始有人說余秋雨和徐沛東先生是不是在臺上有賣弄知識之嫌？那么我就講了，徐沛東先生和我年紀都不小了，做了那么多年老師，我有必要在電視臺賣弄李白是唐代的，徐沛東賣弄貝多芬是德國的嗎？文化是需要傳播的。我們沒有陰暗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傾吐給大家�！�
電視不是“名利場”
當代文壇，被明星化最厲害的大概要數(shù)余秋雨，被妖魔化最厲害的大概也是余秋雨。
2004年，在“群毆”中度過了10年的余秋雨借個人“記憶文學”《借我一生》的出版，宣布就此封刀收筆。不過，退出文壇不代表退出文化圈，從今年元旦開始，一檔全新的脫口秀節(jié)目《秋雨時分》在鳳凰衛(wèi)視黃金時段播出。節(jié)目是典型的余秋雨風格：一身黑衣，45°側面，就一個話題展開5分鐘的talk show，講完，還會提供一段即興幽默的“秋雨錄”。
《秋雨時分》的制片人劉飆說：“余老師堅持每天只占用幾分鐘的時間。如果每天占用太長時間，總是這張臉，難免會使觀眾生厭。由于是電視，觀眾范圍廣泛，所以不能太專業(yè)、太艱深、太嚴謹。因此會采用《世說新語》式的方式，但背后又有一個大結構，前一個部分談文化理念，后一個部分談文化的記憶�！�
余秋雨自己說，“(有)一種典型的中國式思維：崇尚無效文化，鄙視公眾傳播；崇尚暗箱操作，鄙視坦示透明。我比較高興的是，十幾年來，我堅持與電視文化結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發(fā)現(xiàn)，以前那些不斷反對我上電視的文人，現(xiàn)在也偶爾在電視上露臉了，只不過他們覺醒太晚，出場匆忙，表情和衣著總是不太妥當�！�
他否認電視是“名利場”的說法，“中國人很奇怪，20年前我出任高校負責人，也算一個正廳級干部，完全沒有時間進行寫作和研究了，從來沒有人認為那是名利場。后來，我辭去一切職務，甚至不參加一切協(xié)會，既沒有位子也沒有圈子，只不過經(jīng)常出入電視，居然成了‘名利場’了。電視界的邀請，我只接受了1%�！�
“明星化”生存
作為最早和電視結緣的文人之一，余秋雨憑借大眾媒體贏得了大量的掌聲，也得到了足夠的臭雞蛋。
商務印書館一位摯愛他文字的讀者在看了他作為特邀嘉賓主持人參加鳳凰衛(wèi)視萬里歷險的節(jié)目以后，著文表達仰慕之情，“在危機重重的北非、中東、南亞沙漠間歷險，連食品、藥物也難于攜帶，更不可能帶什么書籍，余秋雨教授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匆忙地對著鏡頭向廣大觀眾講述，而且所有的談話都是即時直播，全球收看。途中還要每天寫一篇不短的文章立即傳真到全球各大華文報紙連載。據(jù)說由于行途匆忙，他寫完半頁就被身邊的技師搶過去發(fā)走，連復看一遍的可能都沒有。就是在這種狀態(tài)下，全球各華文報紙的無數(shù)讀者天天讀著他暢談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以色列文明……”
這些文章后來就結集成了《千年一嘆》一書。在考察歐洲時，96座城市的古今文史掌故，仍然是天天發(fā)送天天連載，結集成了《行者無疆》。
大概是電視傳播的獨特性，許多知識性的內(nèi)容一聽而過，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中的瑕疵，結集成文字以后，卻受到了不少熟悉當?shù)貧v史的讀者的批評，指出其中不少史實、地理和典故上的硬傷。許多人罵，許多人愛，許多書轟轟烈烈在賣，中國學者的“明星化”生存，余秋雨是標本，也是特例。
也談學者上電視
文／陳丹青
今年5月看過一集易中天的《品三國》節(jié)目，我很佩服！30分鐘談話節(jié)目容量很大，話一出門不能改，比寫文章難多了，何況是專欄，連續(xù)講，非常難。易先生高度專業(yè)，沒有廢話，可聽性甚高。惟一的缺點是語速慢了一點，并仍有報告腔的殘余。學生告訴我這檔節(jié)目大受歡迎，我很高興。中國學者早該利用媒體傳播各種知識和思想，這樣的節(jié)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美國很多一流學者教授都在電視上長篇大論。中國的同行們在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總算現(xiàn)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觀眾看得也多了，優(yōu)勝劣汰，好節(jié)目好角色就會脫穎而出！
轉型中的社會與知識分子為什么要拒絕媒體？大家不去塑造媒體，必定被媒體所塑造，這是不言而喻的。聽說易先生的節(jié)目被嘲罵，那么其他節(jié)目怎樣？很高明、很清雅、很嚴肅嗎？
我來開一份小小的名單：二戰(zhàn)前后歐美一流知識分子、藝術家、學者，都曾經(jīng)高度重視媒體。譬如大詩人龐德、大哲學家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學者約翰·伯格、大哲學家及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眾媒體，不僅利用，那還是他們在事業(yè)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薩特失明衰老后，放棄寫作，全力主持電視節(jié)目，向全國和全歐洲人民說話，一說就說了10年。約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節(jié)目，幾乎影響到70年代后的歐美文化形態(tài)。他的《觀看之道》在中國是極小眾的美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可當時就是英國大眾定期觀看的電視節(jié)目啊。
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準。
說個更極端的例子吧。色情雜志《花花公子》，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們未必知道，每期《花花公子》都有頂級水準的文化藝術和政治欄目，好幾任美國總統(tǒng)會有高端嚴肅的訪談刊出，也有重要的學者、文人、詩人、演員、策劃者的深度訪談，內(nèi)容涉及中東問題、哲學問題、社會問題、創(chuàng)作問題，這些訪談出現(xiàn)在雜志的彩色乳房和臀部的照片中間，未被邀請的知識分子還嫉妒那些人呢。
想想看，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會怎樣？
有人批評易中天演說風格過于評書化。評書怎么啦？中國人素有“漁樵閑話”的悠久傳統(tǒng)，一部大歷史，在中國民間就是靠一代代說書人。今日中國學者教授密密麻麻，哪里去找一位柳敬亭？
看電視不是上史論課，大眾不是史學學生。歷史早該從我們的陳腔爛調(diào)中解放出來，歷史可以有一百種被敘述的方式，沒有人可以說誰的歷史敘述是100%準確而又正確的歷史。西方嚴肅的知識分子從來都在質疑媒體，但沒有人會指責一個教授上電視。
至于說易中天演講時脫了鞋子不雅，記得嗎，偉大的赫魯曉夫同志還在聯(lián)合國大會當眾脫了皮鞋敲桌子，成為冷戰(zhàn)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美談”。電視這玩意兒，你討厭，轉臺，關閉，不看就是了；你不服，那就自己弄個“王中天”、“李中天”來品三國、講水滸嘛。
學者講得如何？節(jié)目制作如何？哪里沒做好？怎樣可以做得更好？都是問題，但如果上電視本身就是問題，說明我們的“知識分子”缺乏媒體時代的常識，不如電視機前的老百姓�！ �
去年李敖來大陸，知識分子群起嘲罵，說他墮落為作秀者。這是文化檢測，測出大陸知識分子的水準和心態(tài)，還在前媒體時代。
“學者明星”的說法，目前帶有貶義。實在說，眼前電視中能看見的所謂“學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質、高品格的角色，確實稀有。但這是互為因果的問題——有英國和歐洲大陸那樣的觀眾水準，才可能有約翰·伯格、以賽亞·伯林這樣的“學者明星”。
我倒是想，討厭電視學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電視吧？而中國民眾未必不喜歡高深的內(nèi)容，未必聽不懂——人民還沒被啟蒙，但誰給他們深入淺出地講呀！
中國知識分子動不動玩兒“清高”，其實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這才琢磨出來的花招，罵罵別人，騙騙自己�？鬃右腔畹浇裉�，絕對霸占電視臺；胡適、魯迅、陳獨秀活到今天，坦然上電視。
以易先生為代表的幾個家伙，和春秋戰(zhàn)國時代拿著竹簡坐個牛車到處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當然，前提是勇敢，有關懷，有話說。這樣的人如今太少了。
電視臺應該給大學和民間的能人更多這樣的機會，講更多、更廣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實的話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