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跟和晶较量,喜欢还喜欢不够呢,我是一个知道疼爱女人的人。要比,我只比美丑,刚一比,就败下阵来,输得好愉快。
“话筒上尚有崔兄、和晶的余温”
记者:今晚交接班之后,你主持的新节目将在下周二(11月9日)正式与观众见面。第一次拿起《实话实说》的话筒是什么感觉?
阿忆:(笑)第一次摸着《实话实说》的话筒,心里曾想,原来天下话筒都一样,都是黑色的。不同的是,上面尚有崔兄、和晶的余温,这让我诚惶诚恐。
记者:北京人一向比上海人能侃,你觉得呢?有没有和上海来的和晶较量过?
阿忆:哪儿都有能侃的人,哪儿都有哑巴,我从不根据地域看人。我怎么可能跟和晶较量,喜欢还喜欢不够呢,我是一个知道疼爱女人的人。要比,我只比美丑,刚一比,就败下阵来,输得好愉快!妒祷笆邓怠返幕卦诒本,但它不是北京的节目,而是跨省跨国节目,它的色彩是关怀,把悲天悯人藏在玩笑之中,其社会责任感掩饰在刹那悲喜之间。它的昨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天津的崔永元、新疆的和晶、北京的阿忆,都想把它坚持下来。它可以谈论一个地区的事件和人物,它的意义却不仅仅凝滞在这个地区,它想把关爱裹在糖衣炮弹里,投射到任何地区热爱生灵的人群之中。
记者:崔永元刚主持《实话实说》时,33岁,和晶接棒时也是差不多的年纪,而你现在是40岁,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越老越好?
阿忆:我感到最大的不安是,刚刚40岁就当上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想一想看,CBS的华莱士是86岁,安迪·如尼是85岁,我还没有他们的一半年龄,居然就进到演播室里,心安理得地主持谈话节目,简直不可思议?吹20几岁就贸然当了法官的孩子,我常常哑然失笑,我现在就在笑自己。希望自己快快变老,能披着一头银发,眺望这个世界。
记者:很多人说你前面有“两座大山”———崔永元、和晶,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两位前任的?
阿忆:请注意,把和晶比成“山”,不够秀丽,十分不妥。实际上,我前面是一座大山和一条大河,“河”和“和”谐音。山河之间,让我做一片云吧,没有山高,就飞上山顶,没有水深,就化成雨,努力滴进河底。我喜欢崔永元,要想超过他,死了那条心吧,估计平起平坐的可能性也是零。我也喜欢和晶,她似乎从来不吃力,绵里藏针,取得了一个美丽女人难以取得的成绩。我欣赏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敬业”,超乎寻常的敬业,很令我感动。好啦,别让我和他们比啦,让我做我自己吧。
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野史专家,洋洋洒洒,不知真假。在朋友眼里,我没有秘密,比较透明,基本算未成年人。在父母眼里,我是先天弱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考试成绩一直不错。在妻子眼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好丈夫。在儿女眼里,我是他们的大阿哥。
“我的个性是与人为善”
记者:我知道你是北京人,有很长的电视从业经历,也有跨地域工作经验,现在回到北京,继续做电视,感觉现在的自己和当初离开时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这些变化会对新节目有什么影响?
阿忆:我是军人的儿子,这一点,和崔永元一样。因为摘不掉眼镜,不得不放弃军校,选择了去北大读书,先后读了8年,主要读的是法制史。在学校以外,我当过厂长助理,帮人打过官司,更主要的是,在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都干过。
我会永远记住人生中这样一些事件:8岁时,被一位邻居的儿子无端陷害,却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被迫接受这位陷害者的帮助教育,这使我早早知道了世间的风雨;19岁时,我进了北大,这使我日后占尽便宜,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这所学校眩目的荣誉;26岁,朋友逼我写了一本书,叫《青春的敌人》,它使我突入传媒领域,在《北京青年报》开了专栏,在北京电台参与《人生热线》,并在一次直播节目中结识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黄薇,被她带入央视;33岁时,凤凰卫视毫不犹豫地把我从幕后推向前台,使我有了最初的出镜经验。
提到凤凰,大家有一个习惯认识,认为凤凰策划人一定会在香港工作。其实,我是在北京凤凰会馆做事,只有进行国庆50周年大典那样的大型直播,我才会住到九龙。如果说“跨地域工作”,我更多的是在北京和武汉之间飞翔,我曾替司马南在湖北卫视主持过很长一段时间《往事》栏目。对我而言,在央视和凤凰的角色不用谈什么“转变”,即使是在凤凰主持《世纪大讲堂》时,我也在央视科教频道主持过《寻找失去的年表》。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变化,那就是,在央视打工时,我尚未打开自己,现在,我把自己打开了。
记者:您曾经任职的凤凰台里也有杨锦麟、李敖、窦文涛这么一大批“利嘴”,他们的成功与鲜明的个性息息相关,我们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感觉你在节目里应该会挺本色的。
阿忆:说实话,那不是嘴的胜利,而是头脑的胜利。我不把他们叫什么“名嘴”、“利嘴”,我把他们叫“名脑”。我的个性是与人为善,表现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就是连冗长无聊的空话也不好意思打断,常常让同仁跟我一起受罪。这种个性留在节目播出版里的印记,可能是亲和、不傲慢,对嘉宾总是抱有极大的真正的兴趣。在我自己的综述里,我是一个快乐、幽默、与世无争的人。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野史专家,洋洋洒洒,不知真假。在朋友眼里,我没有秘密,比较透明,基本算未成年人。在父母眼里,我是先天弱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考试成绩一直不错。在妻子眼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好丈夫。在儿女眼里,我是他们的大阿哥。没错儿,节目里的我,就是生活里的我。
记者:很多观众看过你主持的节目,觉得你的风格是“亲切而犀利”,但觉得你还不够幽默。你觉得自己幽默吗?
阿忆:在40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听到我不够幽默的评价,这真的让我很意外。我赞同师兄英达的意见,不论中外,一切谈话节目都必须走两条路线,一个是冲突,一个便是幽默,缺一不可。对主持人而言,幽默是不可战胜的一股力量,这就是我在主持凤凰台《世纪大讲堂》这样一个电视学术节目时也要坚持幽默的原因,也是我在主持《非常接触》(目前正在上视生活时尚频道播出)这样一个电视读书节目时,也要让观众从头笑到尾的理由。
我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烧“三把火”,我的经验是,主持人只不过是风箱,有节奏地把火苗吹得旺一点儿。至于观众,说什么都行,这是他们的权利。
“除了主持人变了,其它都没变”
记者:谈话节目对内地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本世纪初的时候特别火,但这把火烧到现在有些弱了。你觉得现在继续做谈话节目,有难度吗?你的“三把火”准备怎么烧?怕不怕观众说你是“三板斧”?
阿忆:谈话节目在内地,本世纪初的时候叫“显眼”,现在才叫“特别火”。当年,像样儿的谈话节目只有《实话实说》,经过生死淘汰,现在特火的谈话节目,您可以随口数出一大堆。要做谈话节目不难,真难的是获得高收视率。实际上,谈话节目是一种奢侈品,它不是广众的普遍选择,而是很少一部分观众的口味。我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烧“三把火”,我的经验是,主持人只不过是风箱,有节奏地把火苗吹得旺一点儿。至于观众,说什么都行,这是他们的权利。
记者:你现在还在北大教授“广电新闻研究”,新节目会不会因此更偏重新闻性?
阿忆:谢谢你把我的一己之力想象得那么牛。你知道,《实话实说》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它从来就没轻视过新闻性,这个特点可不是阿忆来了才从无到有的。而“广电新闻研究”,那仅是我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授的课程之一,我一直研究它,也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但电视新闻栏目我以前从未投身涉足?梢运,主持《实话实说》是我在电视新闻领域的第一次实践。
记者:新节目会有哪些新变化,尤其在风格、话题的选择、营造现场感、与观众互动、保证收视率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决策?
阿忆:我们刚开始录制节目,因为接手仓促,除了主持人变了,其它都没变。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邱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