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而享誉甚隆有如影视明星般受捧的易中天,因在中央电视台推出节目《品三国》而走红神州,文章结集成书也引起广大群众的追捧,他品评三国人物的文章,深得远在澳洲的前港大教授陈耀南兄的赞赏,陈兄说──
融铸古典,洞达人情,而出之以清畅幽默,其可谓贯通融会,入木三分;
引号特繁,而不觉其多,每页读之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真不易得也。
对易中天的《品三国》,真是好评如潮。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史学界中的学者讥讽他“品位低下”、“哗众取宠”。有人说,他把《空城计》中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抚琴退敌的机智,庸俗描述为“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对刘备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形容为“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总之,他们以“不入流”讥评易中天的品格,特别把曹操的奸诈言行抬高为大英雄的本色,把尔虞我诈的权术夸为优秀的政治技巧等等。
看到这种评价,易中天的反应又如何?看来他是早有精神准备的。他对《品三国》早有考虑,就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以“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来要求自己!罢怠币岳肥率滴谰;“趣说”是调动观众听讲的兴趣;“妙说”是在上两说的基础上分析,予观众以启迪而达到一定境界。他在一次专访中认为“要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个性,拉近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以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古人”。
易中天在品三国表现的史学观点,与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不禁令我想起“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古训。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以曹丕的立论衡量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所沿用的叙事形式(也就是文体),是与易中天大不相同的,因此严肃的史学家就以自己的所长,相轻易中天的所短了。
认真说来,易中天的《品三国》不仅在讲故事中形成“所短”,更为有心人担忧的是:“易的品读实为‘混嚼’,除了把历史庸俗化外,还似乎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谁权谋胜出,谁就在世界上胜出,在竞争的社会就要以权谋来对付敌人!(引自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的批评)。特别是把糟粕当精华讲述,就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讽刺,对听众是会起误导作用的。
看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发的争论,还不易收场,这令我想起蔡元培在一首诗中发出的感慨,他的诗写道──
文人自昔善相轻 国手围棋抵死争
大地知难逃坏劫 灵魂无计觅真评
即留万古名何用 奚似剎那心太平
邓析惠施世多有 谁齐物语托庄生
蔡诗提及的古人有邓析和惠施,诗中用典的意义自在,值得我们探讨。
先说邓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也是法家的先驱人物,曾创立私学(即私塾、书院),以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弟子,“掺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学习辩讼。(引文见《邓析子》)一书。
再说惠施,他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名家的代表人物,“含同异”的创造者,强调“万物差别的相对性,否认事物相对稳空的特殊性质,导发形而上学的诡辩”。(引文参见《汉书.艺文志》文言记载)
除引用邓析、惠施的议论外,蔡元培还提到庄生(即庄周)的齐物论。他主张“绝学”、“愚民”,摆脱一切桎梏,是非善恶都不计较。郭象对《齐物论》的注释进一步指出齐物“泯绝彼此,排造是非”!懊兰憾潜,自是而恶人,物不莫皆然也”。
蔡元培在引述了邓析的“操两可之说”的辩讼、惠施的“相对论”的“诡辩”、庄生的“泯绝彼此、排造是非”的议论之后,他以“灵魂无计觅真评”之句,印证今之“文人相轻”,认为是难以避免的痼疾。
蔡元培认为世事如棋,名利诱人抵死相争,能净化名利,保持心境的平静与舒适殊不容易。易中天的走红并非幸致,他苦心孤诣从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争到比专家、学者的高头讲章优胜得多的态势、“从高高的学术论坛上走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蔡元培早年虽然以“大地知难逃坏劫”警告“文人相轻”,可说是无效的。鲁迅曾以七论文人相轻讥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怪象,离如今的现实更遥远了,也已被人遗忘了。
(来源:香港《大公报》 文:曾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