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不能卖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在郭增光掏了400元钱包车回家的中巴上,一些工友当着他的面开始冷言冷语。
“也不把情况问清楚,就把我们带出来了!
“谁知道他和工头是不是一伙的呢,合伙坑我们……”
“别,别,大家都少说两句!敝沼谟腥顺隼创蛟渤。
“村里人都信任我,可我把事情搞砸了!3小时的路,郭增光记不清是怎么捱到家的。
“要是不把乡亲们的欠款要回来,我这辈子在村子里都别想翻身了!惫龉夂嵯乱惶跣,也不去找别的活干,一天一个电话,找曲文坡要钱。
最初,曲文坡还接电话敷衍两句;到后来,他连电话也不接;再打,干脆关掉手机。郭增光去了20多趟北京,没能找到曲文坡。
直到春节前一个月,对方的手机干脆欠费;,家里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郭增光明白,这是许多包工头惯用的逃债伎俩:一到年关结款,手机;,上演“人间蒸发”。
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第二天,郭增光来到北京,找到曲文坡在大兴区的家。这座曲文坡自盖的两层平房装修得“像模像样”,大堂中间还摆着一艘巨大的玉船,上面写着“一帆风顺”四个金色大字。郭增光看着,“气就不打一处来”。
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一问,钢材商、砖瓦商、劳务,甚至给工地送馒头送菜的,全是来向曲文坡要债的,仔细数了数,共32人。
曲文坡当然不在,只留下老婆孩子守家。债主们心情都不好,凑在一起骂骂咧咧,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有人告诉郭增光,他已经连续在这儿等了一星期了,曲文坡也没回来!拔颐亲懿荒苈袅怂睦掀藕⒆拥终伞。
讨不到钱,郭增光在村子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多数的工友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三个一帮,五个一群,一趟趟到郭家要钱。
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工友,在路上挡住了郭增光,拔掉了他的摩托车钥匙。郭增光迫不得已,打了“110”,才把车子取回来。
“软刀子杀人更疼!”郭增光咬了咬牙,和妻子一合计,把家里仅有的万把块钱拿了出来,又从亲戚那儿借了5000元,先把一部分欠薪还给了工友们。
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
2002年2月,是郭增光有生以来过的“最痛苦的一个春节”。
年三十晚上,他心里憋得慌,吃了几口饺子,连春节晚会也没看,早早关灯睡了。黑暗中,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已经十多年没哭过,可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了。
正月里,他一步也没出过家门,茶饭不思,手一抓,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妻子安慰他:“也许过了春节,曲文坡会良心发现的!
春节后,郭增光终于找着了曲文坡。此时,曲文坡原来的工程已竣工,他告诉郭增光,又新接了一个工程,是自己垫的资。
“老郭啊,你这又是何苦呢?”曲文坡把郭增光拉到沙发上坐下,“我接的这个活儿,能赚不少钱,如果你能在我这儿好好干,每月我开给你3000块钱!
郭增光根本不信:“曲老板,我不愿意。我只想把大家的钱拿回来!
曲文坡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叫来工地上的保安,把郭增光轰了出去。
“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硬的!惫龉庾笏加蚁,花了10块钱,买了块白布和一瓶墨汁,在地上捡了个烟头,蘸着墨汁,在布条上写下:“曲文坡还钱”。
他把布条揣在怀里,再次来到工地上,在一块空地上堵住了曲文坡。
“你又干啥来了?”曲文坡扬了扬下巴问。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
郭增光从怀中掏出布条,扎在头上,指了指:“你要再不还钱,我就绑着,让全工地的工人们看看!
“还,还,还,还你妈个×!”不由分说,曲文坡照着郭增光的胸口狠狠给了一拳。郭增光反应不及,被打倒在地,随后那十几个人围了上来,一顿拳打脚踢。
“管你黑道白道,老子都不怕。你尽管找人去!鼻钠掳巡继醮庸龉馔飞铣断吕,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郭增光的外衣被扯了个大口子,里面的毛衣也被扯烂了。他跑出工地,给“110”打了电话,闻讯赶来的警察,得知郭增光是因为讨薪被打,丢下一句话就走了:“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你既然没啥事,就算了吧!
郭增光回到村里,叫了平时关系不错的二三十个工友,在家里商量办法。工友们炸了锅:“他欠钱不还,还敢打人,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有人说得激动,喊道:“干脆我们一人一刀把他砍死算了。这么多人,也顶多判个几年,出口气!
郭增光劝住工友:“走极端对大家都没好处,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我们找政府和法院去!
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
“这几年里,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郭增光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起初,他来到工程所在地的某区劳动局。劳动局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告诉郭增光:“这是个人之间的劳务费纠纷,不属于劳动纠纷,不归我们管,你去法院吧!
郭增光来到该区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听完后却又是另一种说法:“这是劳动争议,应当先到劳动局,他们仲裁后还不行,再来法院起诉!
郭增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是两家都不想管,才故意这么说吧?”
一个凑巧的机会,他听说司法局能提供法律援助,就揣着疑问找上门去。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农民工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你还是上工会去吧?”
工会接待郭增光的,是一个50多岁的“很热情的大姐”。她给郭增光倒了杯水,耐心听完,递给他一本《劳动法》,说:“这确实不对。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学学《劳动法》,以后就不会吃亏了!
郭增光又来到信访办。在信访办门口,他遇上了家乡保定市来“截访”的干部。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郭增光手里拿走材料,并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你等着吧,市里头会给你解决问题的!笨芍钡浇裉,这个人都没再和郭增光联系过。
走投无路的郭增光,试着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报社,根本没人搭理。一个接电话的记者没听几句,就告诉他:“我们领导规定,这种事情,最多侧面关注一下,不能正式报道的!
那段时间,郭增光感觉自己“像个转个不停的陀螺”,从老家到北京,又从北京到老家,一个月往返20多次。有时候来不及回家,就只好找个地下通道过夜。天气渐渐冷了,地下通道没法睡,他就花10块钱,找个地下室旅馆睡一觉。
没钱了,他找个工地搬一天砖,挣口饭钱。有空闲时,他就直奔西单图书大厦,“那儿的法律书特别全,地方大,也不会有店员丢白眼”。
那段时间,郭增光潜下心来钻研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劳动法》、《合同法》、《工会法》,我背得不比大学生差!
“可有什么用呢?根本没人愿意听我说!惫龉馐诌乓槐痉昧说摹独投ā,大声质问,“难道法律只是写在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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