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4日下午2点,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正在举行一个农民工领取欠薪的仪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个农民工,从法官手中接过了包工头曲文坡支付的3万元工钱。
现场来了很多记者。一个女记者把录音笔递到郭增光嘴边,问道:“你对今天的结果满意吗?”
“不满意!”郭增光回答得很干脆。
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记者的意料。她愣了愣,又问:“那你对执法满意吗?”
“这个……差不多吧!惫龉庀肓讼,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做的,有啥好往脸上贴金的!
郭增光“一肚子怨气”。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讨回这笔原本属于他们的血汗钱。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耗尽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数字:在68名农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讨回639元,最少的一人,仅174元。
随后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当郭增光把讨回的600元工钱存进银行时,验钞机查出,其中一张100元是假钞。
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33岁的郭增光,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从1992年外出打工至今已有14个年头。如果不是最近5年耗费在讨薪路上,他为自己描绘的“美景”差不多就伸手可及了。
1999年,郭增光是北京西站站台改造工地上的一个小工长,在那个北京市职工人均月收入仅千元出头的年份里,他一个月能拿到1700元钱。在村子里,“能把BP机、手机和摩托车都凑齐的”,他是第三个。
2000年,郭增光娶了邻村“公认最漂亮的姑娘”。他梦想着,再好好干几年,到35岁之前,成立一个自己的施工队。
2001年10月,一个叫曲文坡的包工头,打着河北省定州市某建筑公司的名义,到村里招工。村里的人公认郭增光见过世面,推选他去谈判。如果工钱合适,就让他当头儿,带领大伙儿出去“闯世界”。
曲文坡给出的工钱是,大工每天40元,小工30元。郭增光掂量了一下价钱,虽不算多,但还是答应了。
出门那天,一个工友兴奋地对郭增光说:“老郭,多谢你啊。今年能过个好年了!”
但郭增光怎么也想不到,从带着68个工友迈进曲文坡在北京的工地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全乱套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条件那么差的工地!惫龉饣匾渌。
按建筑工地行规,农民工的伙食费通常由包工头承包:先确定每天的伙食标准,然后再从工资里扣除。曲文坡给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5元。
由于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工人们的食量大得惊人!耙唤锶龅穆,多数人一顿能吃四五个!惫龉馑,“我们打工的,从不指望吃好,管饱就行!
但在曲文坡的工地上,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据郭增光回忆,刚来的那几天早上,喝的是稀得见底的咸菜粥,中午和晚上送来的馒头和白菜汤,“量很少,根本吃不饱”。郭增光反映了好几次,情况也未能改善。
安全也没有保障:脚手架上没有防止高空坠物的安全网。郭增光曾好几次亲眼目睹,一块块的砖头从空中掉下,在正干活的工友身边砸下一个个坑。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工地上,安全帽都是稀罕的东西,“只有曲文坡和几个穿西服的人戴过”。
有个工友施工时,左手虎口不慎被电锯拉出一个五六厘米长、3厘米深的口子,血“呼呼”地往外涌,众人手忙脚乱拿着毛巾捂伤口,可没一会儿就被血浸透。有个工友拿着杯子在下面接着,“不到半分钟,血就灌了满满一杯”。
伤者被送往医院,医生开出一张600元的药单。郭增光连忙给曲文坡打电话。
“那么多人,我哪儿管得过来。你们自己不小心,就得自己想办法!”曲文坡说罢就挂了电话。郭增光再打,手机关了。
没办法,十多个工友翻遍口袋,好不容易凑齐了这笔钱。
回到工地后,郭增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也吃不饱,安全没保证,在这儿干下去,能拿到工钱吗?”
次日一开工,他找到曲文坡商量:“曲老板,这么多人,咱们签个合同吧!
“什么?合同?”曲文坡有些诧异,但他转而露出笑脸,拍拍郭增光的肩膀说,“老郭,放心,都是河北老乡,我不会坑你们的!
郭增光还是不放心。接下来几天,他不断找曲文坡,还是要求签一份用工合同,“前前后后找了不下10趟”,但曲文坡却以各种理由敷衍。
有一次,曲文坡似乎被逼急了,他对着这个“破坏行规”的刺儿头一阵怒骂:“哪家工地签合同?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警察们连吼带叫,押着60多个民工回了派出所
郭增光交涉失败的消息,在工友中间慢慢传开来。眼瞅着可能拿不到工钱,60多个农民工的想法出现了分歧。
有4人当天晚上就收拾工具,离开了工地;有些人则劝郭增光:“算了算了,签啥合同,忍忍吧”;还有人主张:“揍他,看他还敢不敢不给钱!
“老郭,都是河北老乡,这么着就把工程停下来,不大好吧?”看着工程完全停了下来,曲文坡主动找到郭增光商量。
“曲老板,签个合同,大家就会安心干活了!
“嗨,老郭,你跟着他们闹什么闹,我和你一个人签不就得了吗?”
郭增光火了:“曲老板,我把人带出来的,我就得负责到底!”
“那咱们就走着瞧!鼻钠滤ο抡饩浠,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工地上突然来了几辆警车。警察们连吼带叫,指挥着60多个农民工排成一列纵队,押往派出所。路上有许多行人围观调笑,郭增光走在队伍中间,脸臊得通红。
到了派出所,警察才告诉郭增光,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说郭增光他们没办暂住证。
“在老板那登记了,他不给办,说得花钱!
“那就叫你们老板来!”
郭增光硬着头皮拨通了曲文坡的电话!拔抑,我正在想办法把你们弄出来呢!彼蛋,曲文坡挂断了电话。郭增光再打,对方关机了。
“我×,说不准就是这王八蛋把我们举报的!币桓龉び崖畹。此时,他们人挨着人,被关在派出所后面的小院里,已饿了一整天。
晚上,饿急眼的工友们一商量,排成一排往外冲,值班警察作势挡了挡,见挡不住,就任由他们去了。
“这个工地是怎么也干不下去了!被氐焦さ,郭增光找了四个帮手,算出了60多个人20多天的工钱,总计33735元。他拿着单子,找到了曲文坡。
“哎呀老郭,我手头紧,一时周转不开,年前我一定把钱给大家!鼻钠驴匆膊豢吹プ铀。几天后,他的工地上又来了一批农民工。
在和曲文坡达成口头协议之后,2001年11月6日,郭增光和工友们踏上了返乡的路程。此时,他们离家还不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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