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相互制衡机制
记者: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投入商海，从个人的经历来看，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和政策上有什么改变？
潘石屹:从法律和周围的环境来看，是越来越规范了。政府官员的素质也是越来越高，个别几个部委除外。现在的官员还是都挺有知识分子气质的。
记者:有人将1994年邓小平不过问政事之后，称作后邓小平时代。你感觉后邓小平时代，有了哪些不同？
潘石屹:我觉得到了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国家已经到了一个特别危亡的地步。你想，大家都吃不上饭，人们的心情都很压抑，天天批斗能够心情好吗？前些年我就觉得，邓小平是个伟人，多亏了他，要是没他，这怎么办呢？实际上，邓小平也是那个时代人民推选出来的代表。他只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别搞阶级斗争了，我们要发展经济，别把我们给饿死了。
到了后邓小平时代，领导人都是温文尔雅，有知识分子气质，处理事情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个时代确实需要这样的人。
我觉得邓小平是个承前启后的人，从动乱时代出来的一个强人，治理完之后，一代一代都能出现专业的、知识分子型的、有人文关怀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时代不要再出来强人了。需要相互制衡机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媒体的公开。最怕的是谁都不说话，这就可能出大问题。
记者:你算是精神生活比较丰富的企业家，你觉得毛时代、邓时代和后邓时代，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变化是怎样的？
潘石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宽松。现在基本上是，只要你不反党，没有太黄色的东西，你的观点都可以表达。
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个过程
记者:学界认为现在中国是金字塔型社会，像你这样的企业家属于塔尖上的少数人中的一分子，但是大部分人都在塔底下。有人认为是改革出现了偏差，才导致现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石屹:我不这样认为。应该说，中国的物质财富从整体上是增加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每年都有差不多百分之十的GDP增长，现在GDP总额在全世界排位是第四。这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过的。
其实中国真正的财富积累，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积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今天，短短的时间，一部分人先拥有了财富，大部分人因为原来的底子非常薄弱，还没有共同富裕。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精神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平衡起来。否则我们再发展五十年，富有的人还是富有，穷的人还是吃不上饭。就跟香港一样，香港不超过十个人拥有了香港几乎所有的财富。在一个岛上可以，可如果遍布中国，全是这样一种模式，一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模式。
记者: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是金字塔型社会。虽然也有穷人富人，但很多西方国家是橄榄型结构，中产阶级占社会总人口中的多数。导致中国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不是也和改革的政策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寻租、权钱交易等腐败。
潘石屹:政策上也有好多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定要拿出一整套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如果把制定的规则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不公正。
记者:私企的原罪问题一直讨论得比较热烈。有人觉得中国私企的第一桶金基本都是不干净的，要对他们进行清算。你怎么看私企的原罪问题？
潘石屹:“私企有原罪”这个提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总得有个标准，这个私企到底是不是违法了？如果违法了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没有违法的话就没事了，有什么原罪？原罪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不应该去提它。
记者:你个人会对类似的提法感到压力吗？有种说法是，在一段时期内，很多私营企业主顾虑重重，不愿在中国把企业做大，一度把资金转到国外去。
潘石屹: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怎样才能够没有压力，能够不用一个国外的身份也感觉很安全？最关键也最基本的一点，我觉得是守法，按章纳税。我从建公司的那天起，就对我的财务人员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绝对不能做一分钱的假账。不光拿到中国的税务部门去看，就是拿到国外去看的话，都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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