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记忆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记者:邓小平复出后,你个人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吗?
潘石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亲身感受到这种改变是非常的快。记得大概是1979年,我放学回家后,有些抱怨。我的父母亲就说,邓小平还是挺伟大的,他对中国的发展很有贡献,你再往后退五年看看,和现在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宏观上给我说了说,而且给我算了一下:我父亲获得平反,过了大概半年补发了工资,之后又给他长了一级工资,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就这样算来算去,每半年就有一件好事情。
记者:你出生在毛泽东时代,1963年。比较深刻的、带有时代色彩的记忆都有哪些?
潘石屹: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穿年代的影响比较大。
记者:“文革”结束后,你就随家人从农村进城了,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家的,应该说得益于邓小平时代,我感觉你个人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是一致的。
潘石屹:所以任志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政府官员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场了
记者:你的第一桶金是在海南房地产疯炒之时掘得的。海南房产泡沫事件,实际是改革过程中盲目性一面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的不成熟成就了最初的潘石屹。你怎么看这个事?
潘石屹:在海南岛,我们的第一桶金是,六个人总共赚了一百多万。现在看,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我们是一个试验、是一个成果。让我们根深蒂固地了解了这个市场。海南岛的泡沫,就是因为盲目,不了解市场。但是通过海南岛的经验教训,让商人和从事行政管理的官员都了解什么是市场了。其实海南岛的起起伏伏,是做了一个试验,在这上面犯一些错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就像人成长的时候不能不得病一样。我觉得从大事来看,有两个趋势是挡不了的,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市场化。市场化对中国尤其重要。
记者:在邓小平时代,改革虽然总体上是深入发展的,但有的年份还是左右摇摆不定、甚至有后退。从个人的经商经验来看,你能深刻感到这中间的政策变化吗?
潘石屹: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1989年之后开始治理整顿,那时候我还在海南,惨得一塌糊涂。完全是萧条。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大年三十下午,海南岛就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没有。我们有半年多没有干什么事情了,就天天念佛经。我和朋友祝军身上都没钱了。他家在南京,我家在甘肃,他提议我俩扒火车回家吧,看谁大冬天的能回到家,到家就互相发个电报。我开始觉得挺好,挺冒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又担心在火车上给冻死了。就没扒火车。后来,他骑自行车到离?170多公里的地方找他女朋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去?谧罘被牡嚎戳艘幌,冷冷清清都没有人。我觉得在国家管理经济上的大幅度起伏,对下面最基层的人的影响非常大。
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你的事业基本上就非常顺利了。
潘石屹:那之后因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碰到一个波动,也能够扛得过去了。当然,这之后,政府的官员也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场了,管理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没有那种打仗的风格了。原来都是感情用事,说让你死你就必须要死。如果不死的话,他们就像没有消灭一个敌人一样。其实在经济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时代不要再出来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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