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州、东莞,到珠海、中山,然后是广州,进而出广东杀入南宁、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这些“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看盘迅速,下手既狠又准”的深圳购房群体在所到之处,和当年的“温州炒房团”一样,开始拥有一个自己的地域标签——深圳炒房团。深圳炒房团出手豪阔,一掷千金,所到之处房价急剧上涨。深圳资本在一些内地城市的“兴风作浪”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无论是温州炒房团还是深圳炒房团,仿佛都具有先天的道德劣势,炒房团所到之处,许多人畏之如虎,坊间对炒房团的指斥和炮轰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一篇《深圳炒房团滚回深圳去吧》的帖子,清晰可见发帖人的激愤和悲伤。不管承认与否,炒房团已经背负恶名,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笔者认为,炒房团遭遇炮轰其实是炒房团的不幸,炒房团罪大恶极吗?一味地挞伐炒房团,这种焦虑实则隐匿了一种制度性的现实困境。不妨先让我们厘清四个问题。
其一,投资者为何要组成炒房团?原因明摆着,游资太多,投资渠道太少。钱多了怎么办?不是炒股就是炒房。股市为何这么火?专家已经给出答案——“投资渠道少,股市必然热!钡览硪嗳,房市为何这么火?投资渠道少,房市必然热。在现实语境下,民众投资渠道少、投资能力弱,金融产品有限,可供选择的余地太有限,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住房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具有投资属性,其升值空间广阔,房地产投资需求迅速凸现,便是必然。
其二,投资者为何偏偏要炒房?原因也浅显无比。房市有暴利,逐利本能驱动着商人必须选择高收益产业。房市有多暴利?坊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房地产暴利惊人。此前不久,针对深圳的房价狂飙,有位开发商甚至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蹦睦镉欣,哪里就有商人;哪里利润畸高,哪里聚集的商人就多;诖,投资者钟情于炒房,也属自然。
其三,炒房团该不该骂?换言之,是不是最该骂?平心而论,炒作团的到来确实助推了房价,直接提升了工薪阶层购房的难度,就此而言,确实该骂。但耐人寻味的是,炒房团并非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它虽然不受当地百姓待见,却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敞怀接纳。比如,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追逐暴利,倾向于引入各种外部力量参与房地产炒作,于是便产生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争相欢迎炒房团的现象。由此可见,炒房团挨骂挨得有点冤。
其四,炒房团是不是房价攀高的罪魁祸首?要说房价畸高与炒房团毫无干系,恐怕连炒房团都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非要炒房团承担房价攀高的全部罪责,炒房团则一定比窦娥还冤。房价为何如坐上火箭地猛蹿?房地产开发商“功”不可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当仁不让”地扮演了巨大推手的角色。此外,还有一些消弭于无形的灰色成本,比如,某房产商曝灰色产业链:四成利润被职权部门拿去。在这一前提下讨论房价问题,只能说炒房团提高了房价的增长力,它们绝不是(当然也没有能力成为)房价畸高的决定性因素。
综上所述,将炒房团指认为恶贯满盈的房价黑手,似乎有失公允。并且,集中火力炮轰炒房团,反而会成就了炒房团是替罪羊的悲哀角色。毕竟,炒房团并非房价的不能承受之重。
一味地炮轰炒房团,实际上是放大了虚妄的焦虑和回避了制度性的困境。只有探究炒房团为何存在的现实因素,并因势解决之,炒房团才会逐渐失去土壤。而要想让老百姓居者有其屋,一是加强廉租房建设,二是遏止一些政府部门的逐利冲动。当然,炒房团该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买单,不妨让市场教训它们,相关部门还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调控,比如,通过税收来调节,当炒房者觉得炒房风险太大时,它们自会偃旗息鼓。(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