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鸵鸟遇到危险就会把脑袋埋进沙子，以为看不到危险，危险就不存在了。殊不知，一些人也会这样。5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说，北京一些政协委员认为，房地产广告词中反复出现的“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严重影响了北京的和谐氛围，将导致社会心理失衡，于是呼吁治理这些炫富广告，避免加剧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
毫无疑问，在有人穷其一生辛劳也买不起一套房、有人动动笔端或舌头就可拥有多套豪宅的现实下，炫富广告将严重刺激穷人群体的失衡心态，由此增加不稳定因素。同样，“公馆”、“皇家”、“至尊”、“正统龙脉”等广告用语，透露了一种陈腐的封建特权气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确实需要限制，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所有这些都是物质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体现，是富人先有了这个需求，开发商才极力迎合，因此，要营造和谐氛围，绝非一禁炫富广告就可功成，而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尽快改革财富分配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政协委员以及专家的观点，认为只要清除、限制房地产广告词中的炫富用语，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各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就会得到遏制，无疑是一厢情愿。我们必须承认，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一些群体心理失衡，甚至变得焦虑，炫富广告顶多起个推波助澜作用，背后的真正原因则是现有的财富分配制度下的收入严重不公问题。
在一个市场经济里，有需求自然就有供给。我们可以指责开发商品位不高，但只要他们的广告语不违背广告法的规定，我们就不能在道德上奢求他们完全遵守一个社会的公秩良序，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同理，在能力范围内，追求品位和享受，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这是每个公民的天然权利，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事实上根据收入的不同，商品提供者把消费者分为各个级别也无可厚非。
所以，我认为炫富广告不是洪水猛兽，它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正如专家所说，如果在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买得起房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打出炫富广告可以接受。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买不起房，正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所以才怨声载道，炫富广告只不过增加了怨恨。
山西煤老板自然希望以最低廉的工资雇佣到工人，而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正好满足了他的要求。市场会失灵，所以才需要政府的调控。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美国矿工平均收入高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这自然是美国政府严格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收入与付出成比例，矿工劳动强度大，而且危险，教授的工作则相对安全。中央去年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很鼓舞人心，可至今不见动静，可见阻力不小。但凡事都需要魄力，社会要和谐，民众要安居乐业，自然不能指望消除炫富广告来实现，而要解决民众收入不公问题。(东方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