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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中国企业高峰会上发出这样的疑问非常自然，同样的问题在香港举行的「全球财富论坛」上再度被提起，这是个大有诱惑力而且难度极大的话题，我们只能说，答案植根于现实而伸展于未来。
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在过去23年保持了9.6%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大国中无出其右，而且未来五年仍将保持7%的年均增速。这个国家有13亿人口，由此构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无穷尽的消费需求，即使不是现在，她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另一部分人表示怀疑──这个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人均收入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也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增长潜力虽然巨大，但制约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障碍也同样巨大。 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加入全球化的今天，答案尤其引人瞩目。 4月17至19日，世界经济论坛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全球视角的变革与创新」为主题的「2001中国企业高峰会」在京召开。来自商界、政界、学术界的国内外近600名代表对这个号称「世界精英脑力碰撞」的年会均感满意。 龙永图：政府制造不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的出席往往标志着一个会议的档次，这不仅因为他的头衔，还因为他对市场经济、对全球化的理解。4月17日，龙永图并没有讲什么新东西，只是重覆了他一贯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任何国家、企业、个人都不可能回避。参与全球化可能有风险，但我们坚信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风险。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不参与全球化。 龙永图说，中国加入WTO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遵守国际规则的成员，这样的国家形像将为我们企业的海外拓展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内，加入WTO将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这个体制应该具备一个健全、透明并富有可预见性的法律框架，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龙永图说，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企业，但我们又深深地知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可能通过政府制造出来，政府同样制造不出这样的企业家。它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历史已经证明，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
而在同一次会议上，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蒋黔贵在演讲中说：「我们将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在国有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培育和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力量，成为促进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依托，在国民经济和重大高新技术领域中体现和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显然，经贸委始终没有放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哪怕在亚洲金融�；秃蟛仆牌撇笠彩侨绱�。但早有经济学家指出，任何对某一类企业的扶持，就是对其它企业的歧视，特别是优惠政策动用的是公共资源的时候。 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同台而坐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投了市场一票。他以联想的实践论证说，对于PC来讲，1992年前后就加入WTO了。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撤销了PC的进口批文，大幅度降低了关税，使得国外的大企业像IBM、康柏等蜂拥而入，联想这样的民族品牌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几乎溃不成军。1994年初，我们把整个公司的架构，还有业务模式都做了大的调整，选拔了当时仅有29岁的杨元庆出任PC事业部总经理，随后就提出要和国外企业竞争，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七年过去了，竞争的结果是这样的，2000年，联想PC的销量达268万台，1990年是2000台。第二，联想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第一名，占中国整个市场的28.9%，第二名也是中国品牌，叫方正，占了9.2%。前10名中有6家中国企业。7年前，中国企业的份额加在一起占不到20%。第三，不仅在中国市场，在亚太市场，联想也以10.4%的份额排在第一位，而且前10名里中国企业有3家。 「从中最少可以得出四点结论，」柳传志说，「第一点，就是中国必须开放改革，必须加入WTO。第二点，要和国外企业竞争，先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第三点，不是所有的国内企业想向国外企业学习就能学习得了，如果是一个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企业，想学习也学习不了。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好像是应用软件，它是装在操作系统上面的，而国外企业的机制、文化、社会环境，就是一个成熟的操作系统。中国企业在安装应用软件之前，一定要先考虑自己的操作系统。第四点，不论是哪个行业，只要是让企业放开手脚，就不仅能够与国外企业竞争，而且还能在竞争中取胜�！� 武晓骥：经济改革与司法保障 本届峰会还展开了一场关于法律体制改革的研讨。 在中国，当人们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指的往往不仅是行政部门，很多时候，像法院、检察院这些司法部门也被包括在内，这一点和国外有很大不同。但毫无疑问，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行政部门。事实上，在一个现代国家，它们的作用甚至更加重要。 研讨中，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武晓骥的发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只是重视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人关注司法制度改革，我想经济体制改革最后肯定是一团糟，因为没有司法保障，经济秩序就很难保证�！� 武晓骥谈到了中国立法机构人员构成的不合理，「我国的很多人大常委都由退休部长担任，这种过渡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制度性安排。一些人大常委曾对我说，如果我当部长的时候就了解这么多法律，那我当时的工作会完全是另外一种做法，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东西，但是已经晚了。所以，全国人大要改变人员构成，增加专业人员。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若能像国外议员那样有50%以上是学法律出身或本来就是律师，那我们的立法机构就会大不一样。现在的人大代表里面有多少学过法律、懂得法律？我们也统计过，很少。不仅如此，前年北京市两会换届，人大政协里一个律师也没有了，上一届还有。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37位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人大代表里面适当增加社会法律专业人士的比例，此类议案在中国人大历史上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同样，政协委员们也递交了一个提案，希望在下次换届的时候把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界别列入政协，这在政协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朱民：中国将成为制造业的全球基地
WTO之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是最近几年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但绝大多数研究的着眼点都是产业或行业，很少有人在宏观层面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整体定位。 4月18日，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朱民试图给出这样一个定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成为全球的生产基地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令人迷惑的是，他同时又指出，这一选择有巨大的风险。 资料显示，过去15年全球GDP的年均增速是3.12%，贸易是5.86%，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均增速是13.6%，而信息的流动是35%。这就说明，物体流动的速度是生产速度的一倍，资本流动速度是物体的一倍，信息是资本的一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小的世界。世界贸易组织正在把全球一体化的压力带到中国，今天，任何企业任何国家都必须从全球的定位来考虑它的生产和发展，这是没有选择的。 朱民说，接近13亿的人口、过去20年里高达9%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有众多的劳动力，有大批有经验的工程师，有大批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这是中国的资源所在和实力所在。入世以后，中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没有优势，服务业会完全打开，剩下的就只有制造业。中国现在最具竞争力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 朱民说，把自己定位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而且面向世界的全球化生产基地，这是中国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亚洲金融�；嫠呶颐�，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脆弱的，经不起冲击的。 如何化解悖论呢？朱民认为，关键是能不能把资本引进来，而且今天引进外资和1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10年前引进外资，主要是政府的贷款，以后逐渐演变成民间投资，今天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组合投资。以前的所谓四通一平、税收优惠等等今天不再有效了。因此，要允许企业遵循市场原则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允许外国企业兼并重组国内企业，要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公司化和民营化，只有这样才能大规模地吸引外商投资、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具备市场竞争的内在机制。 朱民说，WTO之后跨国公司有两个选择，是在中国销售产品还是制造产品。如果只是销售，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是制造，是在中国制造卖到中国还是卖到世界。不同的战略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 中国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单纯地开放市场，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销售地，如果是这个结果，那是中国和世界的失败；第二个选择，就是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让自己的优势行业和企业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厂，中国成为全球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才是中国和世界的双赢。
摘自《南方周末》20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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