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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与理性的哀歌 文／汪堂家 发现理性的力量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最大成就，它直接导致了科学、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产生。中国人面对的许多问题是西方人早就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任务非但不是限制理性，相反是全面地运用理性，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法治和民主建设还刚刚开始。 每到新旧世纪之交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言。不知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隐忧还是出于想当心灵改革家、指导者和设计者的愿望。时下世界各地各个教派的领袖又纷纷活跃起来，他们或为人类文明把脉，或为一些邪念张目或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或唤起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乍一看，有些人像聚物敛财的骗子，有些人像心术不正的巫师，有些人像关怀真理的先知，有些人像忧国忧民的智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喜欢想象并忘身于想象，不管这种想象是把人导向悲观还是导向乐观。事实上，几乎每件事都可以朝两个方向去想象，乐观的人只想好的一面，悲观的人只想坏的一面。正如美国的俗语所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总是想到它的半满，悲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总是想到它的半空。 我们不能一概地反对预言。未来学在西方世界的勃兴不正好说明预言正大行其道吗？当今世界其实并不缺少预言，只是预言本身少了些神秘色彩，预言的人也换了名称，预言的手段更讲究“学问”而已。古代的占星术士变成了今天的天文学家，古代的画符念咒者变成了今天的医生，古代的占卜者变成了今天的算命先生。对于一些笃信预言教徒来说，预言本身似乎具有魔力。它可以让人为之奉献，为之牺牲，为之神魂颠倒。它煽起难以遏制的狂热，甚至把人引向集体自杀的斜路。仅用愚味或非理性来解释这种现象恐怕过于简单，仅用行政力量来予以限制恐怕无济于事。因为人们可以限制某人的肉体，但无法限制他的灵魂。尽管绝大部分世纪之交的宗教性预言都被历史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梦呓，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是想象力的误用和一连串挥之不去的阴影。社会需要反省自己，它需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病入膏肓。 预言是想象力的适当或不适当的发挥。想象力无非朝两个方向伸展，一是退向过去，一是指向将来。退向过去常使人如老子般把“小国寡民”视为社会理想，于是，越是遥远的过去越是激起人的□慕和向往；指向将来常使人“瞻前顾后”，也使人融身于各种各样的美好理想，以致即便是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也可以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舒朗。心中真正装有“天堂”的人是不会迷恋时下泛滥全球的世纪预言的。那些预言的盛行与其说表现了一部分人对人的狂妄的反动，对人的前途的关切，对人的大限将至、大厦将倾的忧虑，还不如说表现了人的想象力的误用。当人过分拘泥于现在，埋首于现在时，他丧失的不仅是过去和将来，而且恰恰是现在因为他的想象力不仅得不到锻炼，而且找不到安顿之处，以致一旦人们突然遇到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不是惊慌失措，就是盲目追随。 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德国一位小学教师跟我讲过的话：“如果现在有人在中国散布谣言说三年后地球将会爆炸或遭行星撞击，相信的人肯定非常之多�！蔽椅�，“何出此言？”答曰，“我救了好多个来自中国的儿童，他们都善于描述，但无法想象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儿童尚且如此，大人便可想而知�！本」芪也辉尥�，这位德国老师以偏概全的评价，但我的确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看到想象力的缺乏，并在思考盲目相信各种预言与缺乏想象力之间有没有本质上的关联。那位德国老师很可能部分是正确的。学生是教育制度的镜子。我们的儿童不是天生缺乏想象力，而是被父母、老师和社会抑制了想象力。我们这代人过去不是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活学活用老三篇”，哪里谈得上想象力的训练呢？有些孩子平时可能“想入非非”，但这些想入非非的东西往往被父母视为“胡思乱想”�！拌饺擞翘臁�、“异想天开”始终是贬义词，加之，我们的教育不容忍犯错误，儿童的想象力慢慢被扼杀了。 文学艺术本是一个民族培植想象力的沃土，但随着艺术越来越变成技艺，随着文学越来越变成现实的摹写，实的东西填满了我们的头脑。就像吃得太多就无法思想，吃个半饱反倒长寿一样，我们的头脑一旦被纷然杂陈的东西所占据，想象的空间就没有了。想象的东西总是处于是与不是之间，像与不像之间。执著于“是”，恰恰什么都不是；过分求“像”反而什么都不像。预言之所以对不少人有魔力恰恰是因为它是让人半信半疑的东西。它是死亡意识的催生，也是灾变意识的觉醒，但当人们以“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对待有关灾难性事件的预言时，他们就会以忧心忡忡的心情去等待，甚至做出失去理智的选择，如疯狂地享乐，集体自杀等等。 预言是让人超脱当下的一种方式，它无非表明了预言者对人类前途的一种看法，不管这种看法是对是错，提出者都希望别人如此接受。但我们应当看到，一些世纪预言惯常以铁的必然性的名义出现，以致常使人觉得预言本身就代表人的宿命，其不容争辩的独断语气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这些预言者不可动摇的真理并且总是有根有据。预言者每每以人类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扮演成人类前途的诏告者、揭密者、引领者甚至拯救者。但我们每每会问，为什么只有那些教派头目或有影响人物的预言才会广为传播，而普通教徒的预言总是无人理睬呢？预言的传授和接受不仅取决于接受者的判断力、鉴别力，而且取决于预言者的地位和影响力，取决于他对接受者的精神控制力。美国的大卫教派、法国的人民圣殿教和卢旺达邪教宣扬的人类末日的预言，是通过教主对信徒的精神控制而获得接受。这里用得着一句话：不是因为真实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真实。信念对人的行为影响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唯一不同的是，明智的人能做明智的选择，并被信念领着走，盲从的人不加选择，并被信念牵着走。要减少人的盲从，就必须提高人的自主判断力，发挥人的理性能力。 按传统的划分，人的意识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因素，人的情感、信仰和意志均属后者。两者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说明，就像我们不能根据推理去说明爱情一样。正因如此，有的人主张限制理性给非理性留地盘。但是两者需要微妙的平衡。发现理性的力量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最大成就，它直接导致了科学、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产生，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的进行，有人担心科学的急剧扩张将把世界变成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冷冰冰的世界，变成一个严格遵循铁的必然性的世界，因此一些人提出了限制理性的要求。对西方人来说，提出这一要求自有其内在的根据。但最近几年各种邪教纷纷兴起，它们提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世纪预言给许多人带来了恐慌并导致了许多集体自杀。这使人们不得不对限制理性的要求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人面对的许多问题是西方人早就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任务非但不是限制理性，相反是全面地运用理性，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法治和民主建设还刚刚开始，以情害理，以情制理之事无所不在。依康德的说法，人都有理性，但很多人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这是人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只要人没有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人就需要不断的启蒙，它的目标就是让人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工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便是我们集体疯狂的明证。它不仅使许多社会成员失去了宝贵的诚信精神，而且使我们丧失了生活的真实感，其结果是以一人的意志为意志，以一人的思想为思想。后来持续多年的普遍肉体和精神饥饿便是这一病象的最终体现。令人记忆犹新的是，许多人居然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达到亩产几万斤粮食，希望几个月内赶超英美的狂热使举国上下滥砍树木大炼钢铁，从而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今天，造假之风日盛一日，这种社会病态实质上是“大跃进”造假运动的自然延续。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病象，我们难道还要限制理性？ (摘自《书城》20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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