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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绍培 今年3月8日早上9时30分，日本一列地铁在东京市郊出轨后与另一列地铁相撞，导致数十人伤亡。 这一交通事故把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推到了前台。原因是，小渊在得悉惨剧发生之后，仍决定按计划前去理发，结果遭到反对党和媒体的猛烈批评。 对此，小渊的解释是：“我由于下午要出席国会会议，所以要留意一下自己的仪容，但我只花了10分钟便剪完头发，通常是要花40分钟的�！倍�，小渊说他在返回办公室后，便立即谘询其他官员讨论处理事故。 在我们看来，小渊的解释可以理解，但媒体也不是在苛求他。日本媒体不满的是，过去很多日本首相对�；从�，因此，他们有责任敦促首相小渊惠三。 国内方面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这就是在“两会”期间，由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委员何大川领衔、辽宁团32名全国人大代表向交通部提出质询案：“11·24”海难事故发生迄今已超过100天，但全国人民尚未见到调查及查处结果；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对调查进行监督、检查，在必要时应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在“大舜”号遇险至颠覆的7个小时的时间内，交通部“烟台救捞局”的救助行动，应由与事故无牵连的专家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作出客观结论。 人大代表提出这样的质询案，确实是急全国人民之所急，想全国人民之所想，是行使了人民代表的神圣职责，而不是“举手表决的机器”，令人欣慰。当然，尽管当时正在南京开会的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当即返回山东，国务院在“大舜”号遇险第二天即派交通部副部长这样的要员前往部署抢救和查处责任，但此前尚未作出结论，确是事实。 3月8日下午3时，交通部长黄镇东率该部有关工作人员，前往辽宁代表团接受询问，回答了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人大代表对黄部长的回答“基本满意”。 同一天发生的中外两件性质类似的事情纯属巧合。不过，把它们放到一起来比较一下，还是可能解读出不少不同的信息。 首先，日本人的做法十分严格(甚至是过于严格)。不过，人命关天，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强烈的关切。 其次，日本人反应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对于推崇速度感的现代人而言，这应该可以满意吧？辽宁的人大代表反应的是100多天之前的事情，比较而言，慢了很多，但起码一点，有反应，而且准备把此事盯到底，还是值得赞赏的。 第三，日本人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来表达的。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媒体的从业人员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值此交通事故发生之际表达关切，十分应该。我们大家、上上下下一致赞同的“舆论监督”，正有这层含义在内�？上У氖�，类似人大代表这样到位、尖锐的质询，我们媒体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毕竟尚嫌少。人大代表固然责无旁贷，但更及时的、经常的质询则应由媒体承担，否则，媒体就失去了职守和责任，枉负社会公器之名。 两件事情一致的地方之一，就是对主政者、主持工作者施予必要的压力。这一点非常要紧。 老实说，我们的许多官员都知道人应该有一些压力，不如此，就激发不出工作的干劲和热情。不过，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压力主要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很多制度都针对被管理者，而管理者如何接受管理并承担压力，却不甚了然。一些管理者常常以“下岗”之类向员工施予压力，但是，管理者却无此约束。不是有不少官员，或劣迹累累，或平庸无能，但一样可以升迁吗？他们承受的压力之小，不是显而易见吗？ 现在，反腐是热门话题。腐败的严重，从某个方面来看，正是因为对官员的压力不够造成的。一些官员摆脱了实质、有效的监督，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腐败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 而真正更有必要施予压力的正是管理者、主政者，因为他们的岗位不同，责任重大�；故且愿芪�，平民百姓哪里有可能动辄贪污、受贿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呢？ (摘自《深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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