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元：我爱炮轰 在央视“边缘化”不了(图)
“七年之前，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我现在炮弹有的是，但是没时间放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你的事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崔永元说�！兜缬按妗凡シ鸥崭战崾伤呋谱鞯目谑隼方谀俊段液臀业淖婀酚挚荚谘胧右惶撞コ�。远离喧嚣的时事，崔永元觉得与历史打交道的生活更加快乐。
新节目 做出来对老人是个安慰
新京报：《我和我的祖国》涉及到大量采访，是不是有难度？
崔永元：我们当时做这个采集的时候，不是为电视节目采集，是想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将来大家搞学术研究都可以去看。但是后来好多老人年纪大了———我们采访的平均年龄都超过80岁，最大的105岁，他们有时会说，“小崔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问得我压力挺大的。所以有国庆60周年这个机会，我们就做一个系列节目，哪怕给每个老人弄上个10秒20秒，对他也是个安慰。
新京报：采访怎么进行？
崔永元：一般是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我们采访队就驻扎在老人家旁边，找一宾馆，然后采访三天，休息两天。采访队会利用休息的时间复印老人的日记、照片，过两天老人缓过来了再接着说。有的人两段采访能差半年，一开始我提了个要求———得提醒老人穿一样的衣服，后来发现实现不了，从短袖就变成棉袄了(笑)。
新京报：人都有选择性记忆，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后续工作来考证？
崔永元：一开始我们考证主要是用百度和google，后来叫停了，太不靠谱了，所以我们要用史书、史籍，要用档案馆的资料。但还是要这个口头叙述，因为民间的不一定准确，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他有他个人的视角在里边。
新京报：你会亲自去做一些重要的采访吗？
崔永元：做不了，我是指挥，各组每个礼拜和我通报一次。发个短信说采访了多少人，用了多少盘带子，扫描了多少照片、书籍，还有谁谁谁又提供了什么线索。我来决定马上访，还是按原计划。这个决定怎么做呢？一个是看他在这个事件中的重要性，第二就是看他的身体状况，从年龄大的往年龄小的排。所以做《电影传奇》时，我们说做一个新电影吧，郭富城坐那儿接受采访，我那时候特不适应，他比我还年轻呢。
新京报：第二集中采访的《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把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受，他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一张嘴就嘤嘤嗡嗡的。后来他的爱人和儿子就把刚才他说的复述给我们听。他一辈子都在参加征歌。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升高，所有的都不正常，原来刚才广播里说了一条消息，说北京奥运会要征歌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没想到奥运会开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国》就是他写的，也算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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