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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走单骑》当然和《十面埋伏》的观影体验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张艺谋的一次回归,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故事离我们的现实依然遥远。
文/卫西谛
《千里走单骑》讲述的是父子之情,场景在中国乡村。一个最容易感动人的题材和背景,可它带给我的感受却并不温暖。
一位日本父亲(高仓健饰)来到中国西南,想从一出民间面具戏(傩戏)中寻找到与久已疏远的儿子沟通的途径,但儿子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梢韵胂,父亲为了达到目的兜了多么大的一个圈子,而这一切显然都在为剧情服务。
那个父亲的形象,是典型的张艺谋电影的主角——“一根筋”。在这个已被模式化了的轨迹上,编导技巧圆熟地设置了各种障碍,用戏剧性成功控制着各个煽情的高潮点。故事的“职业性”勿庸置疑,我们可以说它很成熟,却不能说它很质朴。它太讲究技巧了,反而不够真实。
影片的感人始终只停留在最浅的层次上,因为它的情感核心和剧情之间实际上非常疏离。导演对高仓健父子之间心灵的交流在影片中的推进,显然把握得有心无力。人物情感的变化仅仅依靠高仓健的内心独白来完成,而他的独白几次三番说的都只是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因此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父亲是因为孤独和无助才重新认识儿子的,这显然缺乏说服力,以至于影片最后不得不动用旁白的形式,去念一封已经死去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信来打动观众。这种直白的煽情方式只能呈现在银幕上,却达不到我内心,因为它是被硬生生“造”出来的。
可以说,《千里走单骑》没能用电影语言真正打通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完成观众对人物内心的认可。影片作为陪衬的那位村民,李加民对从未见面的私生子的思念显得更为苍白,作为陪衬的那些犯人们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过于虚假了。
另外,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几乎都借助于数码产品:DV、手机、卡式照相机,无论是父亲与儿子之间,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私生子与从未谋面的爸爸之间,他们的情感联系全部是由这些数码产品“寄托”着,甚至影片中最煽情的部分,也是由DV和照相机完成的。这也是《千里走单骑》给我带来“并不温暖”的感受的另一个客观原因。
一位日本影评人曾说:“人应该揭开面具真正的互相面对。这句大概是电影的题眼所在吧?墒俏蚁胍铱婢叩氖焙,看到的是又一张面具!闭饩浠八坪跽小肚Ю镒叩テ铩返囊。
这部电影对张艺谋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和高仓健合作。高仓健在日本影坛据说被称作“云上的人”。的确,他在《千里走单骑》的身影十分高大,甚至给人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尤其他沉默地面对远山的时候。高仓健这个父亲的形象,始终处于在张艺谋的镜头中央,但对于观众来说,他始终是陌生的。只有当张艺谋将镜头对准那个乡村孩子杨杨(李加民私生子)时,一切才又活了过来,杨杨的形象令我们熟悉,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张艺谋最熟悉的。所以高仓健和杨杨在一起的段落也是这部电影最鲜活的段落,可惜这并非《千里走单骑》的灵魂所在。
《千里走单骑》讲的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但沟通最唯一的方式似乎就是语言。张艺谋对日语和中文之间语言障碍的利用乐此不疲,这一方面体现在高仓健这个角色上,而更集中地,是体现在片中当地导游邱林身上,有时我怀疑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所有的情节推进、所有的小幽默都由他“一口把持”。一个非职业演员的本色演出,反而成为影片最成功的地方。(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