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巴西和葡萄牙的比赛，我仿佛看到了人类社会组装完成的一个半小时浓缩快进版。

　　人类进化到半程，身体还没完全脱毛，语言只是咿呀作响，远远见到另一个操着同一口鸟语的同类，惊惧交加，简单的大脑沟回直接通向一个“你死我活”的粗暴反应，空气中有后来我们称之为“血性”的气味。

　　后来，人们进化进入最后收官阶段，学会了愚弄和自欺欺人，制定出一系列陈陈相因的礼节，规定出违背天性的准则，世界被条框捆绑打包成了“社会”，社会中莫须有的你侬我侬，不过是心照不宣你知我知。

　　巴西和葡萄牙的比赛上半场，就像人类进化史的前半段。葡萄牙人不断踹向对方最脆弱的关节，或把自己整个摔向巴西人的后背，仿佛大脑里有个一根筋的指令———“抢不抢到球无所谓，人是一定要踹死的。”到了下半场，赛场上人类社会开始形成，明显标志就是人们开始动脑了，动大脑深处鬼鬼祟祟的小机关，巴西和葡萄牙人发现———反正我们都能出线，干吗一味听从肾上腺激素的指令。于是，相隔不远的两个更衣室缓缓腾起一种默契，一种“他好我也好”的共识，一道共同停止返祖行为的契约。于是，下半场踢得很闷很友爱，很温良恭俭让。葡萄牙和巴西手拉手快快乐乐地晋级，丧失了所有的激素和激情。

　　这当然令人失望。就像舒尔茨所说的“像一头受训练去对吉普赛人的笛声做出反应的熊”，隐隐感到内心野性的呼唤。

　　球场是少有的可以合法返祖的地方。这里并不是没有道德，只是它的道德戒律是简单的桀骜不驯的。而我在球场边上永远围观返祖，等待野蛮人。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