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宋杰明(MOREAN)，法国新闻社驻中国记者。
39岁的他来自一个国际家庭：他本人持英国护照，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出生在西班牙，长在西班牙。现为法国人工作。
他本人曾在1996年至1999年先后在哈尔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课程，并进入北京经贸大学强化学习中文。之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生。2002年6月，被法新社派驻中国上海。
本报记者曾在2002年上海网球公开赛上认识了宋杰明先生。六年过去了，昨天，在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上海市传递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位老朋友。
他说他刚回到上海，之前去了四川灾区。在谈及在灾区的采访经历时，他洒下了热泪……
5月12日，星期一，我记得那天上海的风不大。
那天下午地震时，我和两位同事分明感受到了大楼的晃动。我告诉同事说：风不大，肯定是地震。为了逃生，我们连忙撤下了楼。几分钟后，我接到了北京分社的电话——必须赶赴四川地震前线采访。
庆幸弟弟在成都很安全
我的亲弟弟也在中国，他在成都创建自己的咨询公司已有五年了。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和他打电话，可怎么也打不通。直到晚上才接通他的电话，还好，他很安全。
当晚，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从浦东机场出发前往四川。由于当夜去成都的航班全部暂停，我们选择直飞重庆。次日凌晨3点，我们总算顺利抵达重庆。下飞机后，直接乘出租车赶赴成都。我们于13日上午7点抵达成都，找到一家酒店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就直接找出租车去灾区绵竹采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次去四川灾区采访报道时，本来还担心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和阻力，现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世界。
在灾区边流泪边采访
第一天的采访，我去的一个地方，本来是有一幢5层楼，可现在忽然没有了。在现场，我遇到了一些工人在拼命挖，希望能挖到活着的人。旁边，很多亲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全都是一夜没有睡的人。我身边是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妇女，一直在哭，我叫她“姐姐”，她说她的老公就在地里面。工人说：这个楼里，一个活的人都没有了。
从绵竹市区去汉旺镇大概有40公里。那里遭受到的破坏程度比绵竹市区更厉害。那里的学校太令人伤心了，超过一半的孩子遭难。我哭了。
我去了一个体育场，那里是一个露天的死难者尸体的摆放地。现场的人都在流泪，好多人的眼神都是空荡荡的。我也哭了。
14日，我去了一所小学。那里每隔20分钟，就会从废墟里挖出一具尸体，再用担架抬出去，那些父母一次次冲上去看，是不是他们的孩子。我看到一个父亲，大约40岁，一直在哭。我知道他的孩子在里面。我走上去，递水给他，想安慰他，可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孩子的母亲也来了，一起哭。我从来没看到那么痛苦的场景。我又哭了。
采访现场，我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很矛盾：在这么巨大的天灾面前，在现场的我，最直接的救助就是放下采访本，参加救援工作；可我的工作却是报道这些残酷的现实。有的时候，我也帮着救援人员提点水，或者送点东西，可每每遇到一些泪流满面的人，我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
灾难面前看到希望
在受灾的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要活着的精神，特别强烈。我被深深感染了。
一个50岁的父亲得救了。在第四天的夜里11点，灾区很安静。他女儿到现场叫爸爸的名字，他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回了声“嗯”，还说他非常渴。女儿让他不要说话，保存体力，她去找水。我采访了那位女儿，她说她母亲身体不好，所以没来。经过现场消防队连续12个小时的挖掘才挖到他，然后又挖了3个小时。我身边的一位救援队领导对那位女儿说：你父亲的一条腿被大石头给压得太久，已经坏死了，只能切掉了。那位女儿说：只要活着就好。后来我还跟去问一名军医，被告之那位父亲最终少了一条腿和一只手，但性命保住了。
最敬佩中国消防队
我特别要说的是，最令我钦佩的还是中国的消防队，他们真的非常专业。虽然有很多人参加救助，但现场还是那些消防队员最有效率。
在那里，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都是在晚上10点左右�？傻搅送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痛苦，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白天看到的全写成报道。后方编辑催得厉害：你们辛苦了，可你们必须赶快把工作完成。
说实话，我这些天一直在思考：灾区老百姓一边说谢谢我们，一边还给我们递水和面包，我认为我们真的不用他们谢谢。他们太令我感动了！我之前对我的文字力量，从来没有这次强烈期盼过，可我知道我给他们的帮助实在太少了。
在灾区现场面对灾难，和电视里看到的感觉还是不同的。在那里，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是痛苦，只有看到救出活人才会觉得稍微心安一点。
回到上海，我总感觉有一种不安。我去那里采访一个星期可以撤退了，我可以逃离那里，可留下的那些面对天灾的人怎么办？这不是很公平。
这场灾难太大了，我觉得灾区的重建至少需要5年时间。当然，最让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始终凝聚一起，团结一致。
(王东生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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