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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1866年—1925年)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892年，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早年即有志反清。1894年，中山先生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遭拒，遂赴国外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革命活动；次年在香港设立了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1900年，他又派人到中国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中山先生在日本领导兴中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确定革命政纲，并在国外发展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2月29日，中国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作为临时大总统，他的家庭当属“民国第一家”。然而，他的后人的经历，并不像中山先生那样光辉夺目，却是悲欢离合多，充满了传奇色彩。

　　孙科:婚外恋的余波

　　孙家曾有一份“内部文件”，那是50多年前孙中山的独生子孙科亲笔立下的字据:“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孙科三十五、六，廿五。”

　　字据上的陈氏，名叫陈淑英，蓝巽宜二太太原名蓝妮。三十五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面的数字是月日。事实上，孙科还有一位“小蜜”，名叫严蔼娟。严氏是浙江人，孙科任立法院长时，她是孙的私人秘书，男欢女爱，珠胎暗结，生了两个女孩。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抛弃，不肯示弱，要拉着老孙上法院。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1937年抗战爆发，严蔼娟在战乱中所适非人，她的女儿孙穗芳经常遭继父毒打。

　　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

　　孙穗芳:难见生父

　　1948年，孙穗芳毕业于上海世界小学，年底被严蔼娟带到台湾。第二年，严女士为找孙科要钱，又带着孙穗芳到了香港。孙穗芳很懂事，并不重视钱财，只是想看看自己的父亲。她坐在客厅里，眼睛紧盯着楼梯，盼望父亲下来。结果是空等一场。

　　孙科也很想见见从来未谋一面的女儿，又怕大太太陈淑英闹事，同时又特烦那个严蔼娟。他想把女儿穗芳送到美国读书，弥补他欠下的父爱，却遭到严蔼娟的反对。孙穗芳没见到父亲，也负气拒绝这个安排。

　　1951年，孙穗芳被母亲送回上海，住在姨母家。她品学兼优，是“五好学生”。那年月，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她的“家庭成分”使她不能进任何大学读书。

　　于是孙穗芳第一次上北京，想见祖母宋庆龄。不凑巧，祖母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她连忙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遭遇和读大学的愿望。不久，祖母回信开导她:上大学不是人生惟一的道路，但又祝愿她明年能进大学读书。

　　孙穗芳把祖母的信转交给有关部门。一年以后，她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孙穗芳曾一度被送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住所潮湿阴冷，以致患上风湿性关节炎。

　　有一天，她得知在内地读书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到香港探亲，便申请赴港探望生母、继父，获得批准。1965年，孙穗芳和香港富豪王时新之子王守基成婚，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赴美之前，她在孙科长子孙治平夫妇帮助下，曾去台湾见孙科，完成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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