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哪怕是解严后的1995年,“以台湾为名义的社团在内政部登记为全国性的社团时,都被打回票,没有一个被核准”。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短ㄍ逦囊铡返牧硪唤忝每铩段难ㄍ濉,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曰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如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许这个馆用“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容台湾文学。这引起“独派”的严重不满,将这种做法骂为:“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设台湾文学组,那就是在名称上被人做了手脚,成为‘传统文艺’之下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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