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但是只要提到“江青”的名字,仍然会有许多人悲愤、甚至痛骂。不过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十多年,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四年,就被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他就是张思之先生。
那个时候张思之刚刚恢复本职工作只有一年,历史把他推上了一个特定的舞台——担任为“四人帮”和“林彪”两案主要犯人辩护的律师组组长。尽管现在的张思之先生,已经被同行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人权律师”,但是“江青的辩护律师”依然是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之一。他把这个头衔称作是“荆棘之冠”。
日前,张思之做客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讲述他被指定做江青辩护律师前前后后的那段难忘的经历。张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视媒体上,如此详尽地谈起那段往事。
1980年9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发布了一个决定,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判。
近一个月之后的10月23日,已经在秦城监狱羁押了四年零17天的江青,突然提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要求。
张思之:她需要律师,她是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所谓“两案”的主犯里边,她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记者:她最早提出要律师这个想法是,就是一种试探性的,还是确实真的她需要一个律师?
张:那么当时我的想法,跟现在我的判断有个差距,当时我认为她是试探性的。那么事后我冷静下来,我分析这个问题,未必完全是试探性的,她还是愿意有律师为她进行辩护的,或者说有人为她进行辩护的。
张:她说,我很需要人来为我进行辩护,她说因为几个条件,就是要求我做这样的考虑,一个我身体不太好,我担心法庭上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审判过程,我可能坚持不下来,我需要有律师或者有人来替我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她说毕竟我对很多事情,我不是那么完全了解,比如说我对于法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也需要有人来对我进行帮助。
1980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年,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疮痕,依然百废待兴。已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律师制度,在这一年的8月26日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出台,得以重新建立。当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受命担任“两案”律师组组长的时候,距离律师制度的重建仅仅一个多月。而江青提出律师要求的时候,距离“两案”律师组组建完成仅仅11天。江青要请律师的消息传来,让这个本就不平静的小组,又扬起了一阵风波。
张:因为大家伙自然就有一个想法,会找到谁去替江青进行辩护啊,那么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这17个人,据我所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江青辩护的,那么当时我给上海的,上海那位老大姐。
记者:就是韩学章。
张:韩学章,韩大姐。那么韩大姐,因为我们两人感情很深,所以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讲,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聊,我就给韩大姐讲,我说现在江青提出来要找律师了,你做是最合适的了,韩大姐是一口回绝,给谁做都可以,只有她,绝对不行,甚至于讲砍头也不行。我一看韩大姐是这么个态度,我就知道,如果辩护组里边再有别的人来做的话,可能结局也还是这样,所以作为我们整个组来讲,我们就按兵不动了,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由上面定吧。
张:那么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我如实地跟你讲我这个人。我这一生,我做了大半辈子的驯服工具,那个时候是组织上干什么我们绝对干什么的,驯服工具,没有二话讲的,这是个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落到你头上了,你能推辞吗?不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的辩护组,我又是在那里主持工作,那么找到你来了,你不去做,行吗?不可以。所以要我去做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只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下来,但是思想深处并不舒服,我当时想,这一辈子要背一个江青的辩护士,这不遗臭万年嘛,是不是?那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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