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的政治生态，任何国家的重要人事变动，都显示出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趋强或趋弱，显示出国内外政治氛围的变化。美国也不例外。
在中期选举之后，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黯然离去，二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无奈请辞。而将这一切与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的人事变动联系起来，就会发现美国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
2005：鹰派受到制衡
2004年的总统选举，显然给布什政府敲响了警钟。虽然赢得连任，但他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外受到的非议，使他意识到，需要在第二个任期做出某种调整。国务院的调整首当其冲。
从表面上看，鹰派仍然保持相当影响力：一边是鸽派代表人物国务卿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引退，一边是切尼以前的助手斯蒂芬哈德利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的重要盟友拉姆斯菲尔德则继续留在五角大楼。但事实上，鹰派尤其是新保守派从那时起就已显现出势头减退的迹象。
赖斯入主国务院就带有很强的符号性。赖斯的到来，使国务院的一些人对改变国务院与五角大楼的力量对比上抱有期待，在他们看来，尽管赖斯不如她的前任鲍威尔那样有国际影响力，但在这个“布什时代”，她却具有鲍威尔所不具备的对布什的影响力。作为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以来最接近总统的一位国务卿，赖斯像新司法部长冈萨雷斯一样早就成了总统的官方“家族”，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外交见解为布什所信赖，她的忠诚更是令布什感到欣慰。
尽管有一些人担心赖斯可能未必是老谋深算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对手，但人们很快便认清的一个现实是，在美国当时的政治态势下，能够影响布什便能够影响“其他”。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期待赖斯能够提升国务院在政府中的实质影响力。
而休斯的重返政坛也颇为耐人寻味。作为布什最信赖的女性助手之一，休斯代表了布什战略中的非常规武器的一面，在公众外交等方面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休斯到来之前，国务院主持的公众外交工作受到了很大非议，在华盛顿的一些政客看来，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工作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持久的领导班子，也缺乏公共外交努力所必须的人事安排、人员的知识和文化培训。尽管2004年美国在国际公关事务中花费高达6.85亿美元，但批评者宣称，这些钱并没有被主要用在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上。
布什显然也意识到这点。在开始第二个任期后，布什便承认，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破坏了美国与传统盟国间的关系，导致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形象受损，他当时表示新任国务卿赖斯将利用“公众外交”开始向国际社会积极解释美国某些行动的理由，而请老“战友”休斯出山则表明了他在改善美国形象方面的决心。
换句话说，从那时起，布什已经在重新评估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并试图做些改变。让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沃尔福威茨从五角大楼移步世界银行，派“披着鸽子毛的鹰”博尔顿前往联合国，既是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发挥作用，也暗含着减轻外界压力的意味。
其实，从布什的角度看，适度约束新保守派的“冲动”，也是保证他在2009年离开白宫时给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要素之一。而从保持政治上的“控制力”来说，尽管新保守派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但保持政府内各方面势力平衡还是必要的，像古代的帝王那样，只有存在着不同的彼此牵制的势力，布什总统才可以凌驾在这两派势力之上，巧妙地掌握着平衡来运作政权，他把赖斯这样的“中间派”人士放在国务卿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本身就有一种平衡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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