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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表明了一种态度，设立了一种机制，一方面通过援助机制为中非合作构筑更长远的基础，另一方面从技术上、细节上开始消解所谓“新殖民主义”论调的负面影响
11月6日，随着4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6位政府代表相继离开北京，全球瞩目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完成了它的全部议程。
峰会期间，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宣布，中国国内首条中非航线将于12月30日开通，届时，上海将直通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如这条直航航线，中非关系以这次峰会为标志，也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
对非“大礼”先解燃眉之急
“我们郑重宣示，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5日下午的峰会闭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共同宣读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三大基础中，除了政治上平等互信得以继续保持，经济上合作共赢和文化上交流借鉴是近些年来中非关系出现的新特点”。前中贝(贝宁)纺织品商会常务秘书、“非洲通”陶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非之间已经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关的新时代”。
除了对非投资的商人、研究问题的学者、把握政策的外交官员，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通过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才了解到，中国已经成为涉非贸易中最大的买家和卖家。中国需要非洲多达8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的非洲也需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但是，一些长期以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非之间的“直航”。
“这次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的8项援非措施，将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了”。中国社科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副所长杨丽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历史上，非洲几次错过发展机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资金链的断裂。因此，胡锦涛主席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同时，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
其次则是市场准入。胡锦涛主席宣布，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
“对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能够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种类非常之少，如果再碰上关税壁垒，原有的些许优势也已化为乌有”，杨丽华说，“中国一方面部分实行零关税，一方面扩大受惠商品的种类，针对的就是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第三是对农业、教育等基础性领域给予扶持。中国政府宣布，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非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这些基础性的援助，实际上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办法”，陶勇说，“非洲因此而发展进步，不仅对中国有利，对所有与之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利”。
此外，中国政府还宣布，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
在殷罡(中国社科院西亚和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和陶勇看来，这是中国政府积极促进非洲发展的标志。当然，准备对非投资的中国企业首先要符合一定的资质条件，才能从政府手中获得援助。
“相对于非洲56个国家和地区，50亿美元并不算多”，陶勇说，“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表明了一种态度，设立了一种机制，加强对非洲投资企业的管理。这就从技术上、细节上开始消解所谓‘新殖民主义’论调的负面影响”。
据本刊了解，今年6月温家宝总理出访非洲七国返回北京后，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加强对非洲当地市场的研究，尤其要做好赴非投资中国企业的筛选和管理工作。这是因为，1984年中国结束“传统方式”的对非援助之后，中国对非投资企业曾联合向政府进言，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这一政策的出台，政府既加大了对赴非投资企业的支持，也加强了引导与管理，使对非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通畅。此前，不少中国企业主建言，中国政府在对非投资企业的金融扶持方面应该参照印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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