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反主流文化、反精英文化的纪录片是比较叫座的？
贾樟柯：实际上反“主流文化”的影片还是太少了，现在你会发现，更年轻一代的人，他们对于主流的认同会比我们那时候强很多，他们的反叛性在丧失。
从文化上能看出来，80年代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喜欢非主流的文化，比如说朦胧诗和摇滚乐。跟主流意识有距离的文化，天然的受到了追捧，因为年轻人跟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会带来社会的进步。
现在看来，这种意识和文化是太少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基本上认同电视所制造的那个价值观念。最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至少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艺术，是很严肃看待的。最近我听到，更年轻的小孩，他们的说法是“别跟我谈艺术”。就好像是羞于谈艺术，他们会大谈票房，最后他做的东西也许也会完全没有票房，但他会认同这种主流的观念，现在的问题，不是感叹非主流太多，而是太少了。
“轻易不要去点燃一个人的理想”
中国新闻周刊：我注意到，在拍《站台》的时候，你的表弟韩三明出演，《三峡好人》的主角就是他，之前的《世界》里也有他，为什么要找他参与你的电影？
贾樟柯：他是在我的电影里逐渐地浮到前台，1999年在《站台》里，拍的那个煤矿就是他生活的地方，他在和矿上签生死协定。只不过有一个虚构，就是剧中他不认识字，生活里他上过初中。在《站台》里他是有色彩的一笔，到《三峡好人》的时候，他逐渐地呈现在全景里面。
他本身不喜欢表演，我喜欢他的形象，他的目光，我觉得特别有那种羞涩、尖利的感觉，很复杂，很感人，还有忧伤。
对他在《三峡好人》里的表演我很满意，一些看过片子的人说他的眼神比梁朝伟还厉害，节奏感非常好。他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长时间地伴随着危险的生活，完全是宠辱不惊，很淡定。他比整个电影里人的节奏要慢半拍。在非常纷乱的一个环境里，他要尽量保持镇定，从而给整个电影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节奏。
拍完电影后，他前一段时间还在下矿，我让他来我们办公室做饭，这最起码安全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专业演员？
贾樟柯：表弟只可能有机会出现在我的电影里，不可能成为他的一个职业。
有人开玩笑说，我要跟你签约，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轻易不要去点燃一个人的理想。对于一个35岁的矿工来说，让他生活得更平静一些不好吗？现实就是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拍电影时，你和表弟之间找到共同话题没有？
贾樟柯：这么多年，我们平时很少见面，一般只有过年回家见到。他不会表达，就是看着我笑。
我一直见他穿一件中山装，那个中山装就是我父亲送给他的。从我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每次见到他，除了夏天，他都穿着那件衣服。就跟他的节奏一样，他是一个不变的，恒定的形象。
我们兄弟俩也找不到更多深入交谈的共同话题，只有通过拍电影才了解了他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到了四川拍片子，我就很担心，因为有很多人要和他搭戏，他讲的是汾阳普通话，其他很多人都讲重庆话，我担心他听不懂。而他就跟我讲“我能听懂，我们矿上很多四川人”，这样，通过拍电影我就开始慢慢了解他的生活，重新有了一些交流。 ★
(陈园园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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