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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们不喜欢舆论审判，学者也担心舆论审判影响司法公正。但是，面对舆论审判泛滥及严重情绪化，首先应当反省的，也许是法律人共同体
北京市二中院对王天成诉周叶中抄袭案做出了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判王天成败诉。该判决结果在网络媒体上招来广泛的批评，因为它与几乎所有人事前的预想相反，而且，法官做出判决的一些主要论断，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看起来又是一起“舆论审判”。这种舆论审判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对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年的刘涌案，舆论对那些为刘涌出具专家意见书的专家进行了一番审判；在黄静案中，法官、检察院、法医、被告都遭到过舆论的审判。在所有这些舆论审判中，舆论充满了激情，尤其在网络论坛上，被审判对象完全成了道德上的坏人。
这种情形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警惕。确实，高度情绪化的舆论审判将给审理案件的法官带来极大精神压力，从而影响其做出公平的判断。舆论审判也将富人与穷人、权贵与平民等冲突表面化并予以放大，激化了社会对立。有识之士呼吁，人们在评论案件的时候应当承担责任，应当理性发言。
这种呼吁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大众的理性从何而来呢？
应当说，司法是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人们对于正义也有一种永恒的渴望。因而，在任何国家，总会有一些案件时不时引起公众、媒体的关注，人们也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网络时代，这种意见表达更便利了。而大众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十分理性。大众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肯定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司法理性来对案件进行思考。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只相信自己的常识和情感，拒绝承认理性的说服力。民众也许不能对复杂的案件做出理性的判断，但却应该有能力接受法官的理性判断。假如法官讲出了道理，民众就会接受这种道理，并让这种道理支配自己的情感。他们难以成为理性的代言人，但可以成为理性的倾听者。
当然，法官也有自己的情感、偏见、价值观。但法官要成为好法官，就必须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情感、偏见、价值观，以法律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依据理性做出判决，并且详尽地给出自己的推理过程。若真能如此，则大众即使出于自己的情感、偏见、价值观，不喜欢法官的判决，也会予以接受，并相信法官在做出判断的时候并无偏私。
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法官和大众互相约束，让理性同时主宰司法的专业活动与大众舆论。更准确地说，理性的、追求正义的法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教化大众，使之信仰法律，服从理性。而大众的情感一旦被纳入理性的支配之下，其在舆论中的表达，还会发挥重要的司法功能：透过这种表达，法官将能探知社会的主流倾向，并据此了解社会的变化，从而调整法律，让法律适应社会治理的真实需求。
但是，假如法官放纵自己的情感、偏见、价值观，而根本不讲道理，则法官的判断就很难被大众所接受。因为，这样的法官冒犯了人们的正义感。如果法官的判断完全蔑视常识，甚至会引起大众的愤怒。
长此以往，人们就不再指望从法官那里找到正义，而是自行判断。一个社会总需要对于各种行为做出判断，以抑恶扬善。若法官不能有效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舆论审判就会填补空白。泛滥的舆论审判，就是社会机制自我调节的一个结果。人们在对法官丧失信任之后，会用非专业的舆论审判替代专业的司法审判。
法官们不喜欢舆论审判，学者也担心舆论审判影响司法公正。但是，面对舆论审判泛滥及严重情绪化，首先应当反省的，也许是法律人共同体。法官的理性的匮乏，可能是因为学理不足，但经常是因为法官缺乏独立性，不能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不是仅依靠法律和法理进行判断。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民众自然地就会对法官群体、甚至对整个法律人群体——除了法官之外，也包括律师、法律学者——产生一种不信任，认为他们不是在从事正义的事业，而是滥用法律学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会轻易地出售正义。
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容易让人情绪化。而法律人共同体本来应当充当这个时代的精神治疗医生，用理性来教化、慰藉大众。而要让理性支配司法活动，惟有依赖法官的独立性及法律人共同体的自治。唯此，法官才会有动力去把握司法的理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