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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北京奥运会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北京奥运会这一大型公共事件在国家管理领域的独特延伸，不是政府理性行为的成熟和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随着8月8日晚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结束，这个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体育竞技运动会在中国正式展开。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目光聚焦下应对关系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人民情感意志的大型公共事件。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保障、管理机制，还是其他一些专门性规定，无不有力凸显了国家理性在应对大型公共事件方面的角色归位和功能实现，从而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标志性亮点。

　　国家理性是法政治学中评判一个国家行政体系是否成熟的常用概念，通常是指国家以主权承担者的姿态将公共管理关系置于规范的秩序之下，依据法定程序将国家本身设定为一个虚拟实体在价值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的原则指导下思考并选择自己的行政行为。国家理性是现代国家走向成熟时在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就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言，除了要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与尊严，也要以成熟的姿态对国际社会，以及各国追求其各自利益的行为保持理解和接纳。从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到全面展开的过程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理性正在我国国家管理体系以及正式的制度结构中，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新的公共管理调控力量。而国家也正是通过这种有效的管理力量推动现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成长和成熟。

　　就奥运会而言，从举国欢庆到冷静反思，从奥运经济热，到“不宜过高估计”，从“惟金牌论”，到“享受奥运的精彩”，无论是我们政府还是国民的心态，都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与理性的过程。8月9日杜丽冲击首金失败，无论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一致呼吁杜丽擦干眼泪，这是国家理性成功地推动了公民理性的成熟。因为在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民和国家一道，面对了从申奥成功起至今一些国家以及国际团体对中国国力、人权、环境的质疑，面对了圣火在境外传递时遇到的种种阻挠，面对了个别国家在奥运临近时对中国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一些问题的无礼指责……

　　也正是面对这一个个困难，中国政府一方面呼吁本国人民保持理性爱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加强沟通、解释和交流，同时也进行必要的斗争，结果成功地克服了诸多障碍，使得2008年8月8日的开幕式成为举世欢庆的盛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大型公共事件的应对中，国家理性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理性的成长与成熟。

　　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尽管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多样的，但深嵌于国际社会潜在影响中的国家理性仍然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甚至是评判一个国家制度理性和公民成熟的标志。当国家推动其自身调控力量转向寻找理性资源，这本身就是对公民和国家责任的价值承担。这正如弗里德里希在《立宪的国家理性》中所言：“国家理性只不过是这种一般观点的特殊形式，即手段必须适用于目的，换一句话，必须合理地适用于目的，即这些手段在最有效地促使成功方面是最合理的。”因此，国家理性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功能受到现代国家的青睐：一是其实质是国家作为公众的集合体对公民责任的完全担当和尊重，并从最大程度上选择合理的方式和手段加以调节与整合；二是国家理性在不能排除对个人理性信任的基础上，从延续共同体存在的需要出发，呼吁并尽可能地要求公民对国家行为保有理解和支持。作为调节现有国际秩序的看不见的力量，国家理性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不应当予以低估，某种程度上，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法律或规定中，虽然没有从语词上彰显国家理性对国家成长的作用，但却从政策实施的各个细节上有效保障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点，在我国成功申办北京奥运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事实上，正是这一事件，使得国家理性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力量彰显有了基本限度的虚拟蓝本。随着奥运会的顺利展开以及公民理性的成熟，国家理性在中国已经跨越了偶然政治行为和抽象行业概念，具有现实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奥运会这一大型公共事件，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起较为独立和完善的公共管理力量调控体系，使得国家行为不单是宏观上的法律约束，也具有对公民成长和国家成熟的细节考量，这也体现为在权利体系中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期望和制度构造。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北京奥运会这一大型公共事件在国家管理领域的独特延伸，不是政府理性行为的成熟和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王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