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来到日本,少不了吃穿住行之忧。来日伊始,何处落脚,总是一个大问题。从概念上讲,日本的住宅单位,最小的是四叠半,由四张半草垫子组成个人生存空间;最大的是一户建,即单门独院的整幢楼房。中国人来到日本,大都经历过蛰居四叠半的艰苦日子,然后伴随着立稳脚跟和事业发展,或搬家,或买房,在“住”的方面逐渐与日本主流社会看齐。
对于来日十余年,已经获得稳定生存状态,在日安居乐业的许多华人来讲,从四叠半到一户建,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典型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四叠半为起点,华人不断经历着搬家过程,实现着提高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梦想;说母鋈税峒沂,连缀出一条明晰的社会成长轨迹。
一、搬家是个人履行家庭责任、实现自我肯定的过程
孙先生(化名)来日15年,搬了6次家。他说,这在华人社会里不过是一个平均值。孙先生的旅日生活就是从三个小伙子挤住四叠半开始的。
没有到过日本,更准确地说没有深入日本底层生活的外国人,一般无法理解什么是“四叠半”。旅日作家李长声先生曾在《闲话四叠半》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初到日本,所居以“四叠半”为多,面积约九平方米,用周作人的话说,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对中国人来说,大概娶日本老婆尚不具有普遍性,住日本房子才是实打实的“嫌日”第一课。李先生描写的“四叠半”经验,可能是大多数初来乍到日本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的:倘若你费尽心机弄到了签证,兴致勃勃地越海而来,开天辟地头一回踏进“四叠半”,陈旧而昏暗,那你可要挺住,赶紧想一想当年上山下乡是怎样地身居茅屋放眼世界来着,此刻世界可就在你脚下,潮乎乎,软塌塌,还有点松紧不均。
1990年,29岁的孙先生单身赴日,就一头掉进了“潮乎乎、软塌塌”的四叠半。当时,他读语言学校,另外两个同住的室友,一个读专门学校,一个刚拿到工作签证,房租每人每月9000日元。
10个月后,夫人要来日本,孙先生个人租了一间五叠的房子,虽没有洗澡设备,卫生间也是公用,但总算在日本独立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月租金5万日元。
1992年,为了把5岁的孩子从中国接来日本,孙先生夫妇搬了第三次家。他们租了一户2DK的公寓,有厨房和洗澡设施,3个人住,月租8万日元。
1994年,孙先生夫妇在日本生了一个孩子,家族4人搬进了2LDK,厨房兼吃饭间有5叠,两个房间各为6叠和4.5叠,总面积超过50平方米,月租10万日元。
1998年,孙先生通过抽选,入住东京都在练马光之丘建设的大规模公团住宅,3LDK,70多平方米,月租达14万日元。在不断搬迁的过程中,孙先生也在日本闯出了自己的事业之路,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和能力。
2004年,孙先生斥资购入占地60坪,上下三层,总面积达300平方米的一户建,完成了来日后第6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搬家。现在,孙先生把一层作事业之用,二楼三楼作居家之用,居住面积达200平方米,在日本也算得上豪华居所。
一个中国人来日15年,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终实现了从四叠半到一户建的飞跃,这可以视作华人社会由零开始而上升发展的典型案例。
孙先生对在日搬家的心理路程体会深切。他说,日本人有“穷搬家”的讲法,但他的每一次搬家,都会奠定新的信心,犹如一个新的开始。中国人来日,有留学镀金之说,自己来日本时已近30岁,就是冲着创业奋斗而来,没有镀金的想法,因为相信自己不是铁,也不是铜,本身就是金。每搬一次家,都是从新的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开始在日生活。因为住过四叠半,所以回到零也无所谓,没什么可怕的。个人和家族搬家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促进自己不断地去努力去争取。
孙先生过去同日本人接触比较多,他认为身处日本社会,关键是做人,把人生哲学搞通了,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孙先生是搞艺术的,有了几十年的积累,根基深厚。他不需要向银行借贷去负责经营,事业风险小,他靠学识去吸引人,靠性格去凝聚人。孙先生每次搬家,都会在新居写下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时时反省。比如,他最早以《菜根谭》的“得意早回头、拂心莫停手”自勉,后来又写下“侠心交友、素心做人”,“人生百年、不可虚度”用以自勉。住在光之丘时,孙先生的事业已进入稳定丰收期,他在家里挂出的条幅是“富贵名誉、来自道德”,“宁默毋躁,宁拙毋巧”。在成功购入一户建,生活和事业更上层楼之后,他又写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以醒目惊心。
作为过来人,孙先生认为搬家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也是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象征。一个人不能总跟比自己好的他人相比,那样会好高鹜远,但应该跟自己比。男人对家庭负有责任,为夫人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既是促使个人不断向上、寻求发展的动力,也是自我肯定、获得成就感的重要方式。
过去房子住得小而仄,孩子的同学不愿来家里,后来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同学们愿意来家里玩,再后来有小朋友愿意在家里留宿,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人来。孩子生日,同学们来祝贺,可以开party,同学的家长们也来交流,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理解。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华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通过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反映得非常明显。
另外,孩子从小到大,随着父母的搬家史一路走来,虽然免不了经历转学的波折,但搬家的过程也教会孩子比一般人更知道节省,更理解从无到有的生活的艰辛,更懂得每一份成果都是父母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这使她们从小不事铺张浪费,以勤俭为本——搬家的现身说法,好过任何一种口头说教。
中国人身在国外,完全靠自己打拼,不像在国内有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还有各种社会背景。但中国人两袖清风,没有思想包袱,又比普通日本人拥有更开阔的实现理想的奋斗空间。比如日本人工薪族论资排辈,按部就班,他们的思维定势是不到50岁以上,不是部长级,不可能也不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但孙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实现了梦想,更超越了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局限,更显示了华人社会蓬勃的发展力。
在接二连三的搬家过程中,也有不少喜怒哀乐。住在四叠半时,没有一件家具是自己买的,后来居住面积扩大了,开始买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台电视机,再后来又添了一张床、一些家具。每一次搬家后,都觉得应该用自己买来的家具,才用得安心、踏实。孙先生自谓有些怀旧意识,尽管现在的家具一应俱全,又非常上档次,但有一把从四叠半时代延用至今的椅子却舍不得扔掉。这把椅子现在睡在库房里,见证了孙先生来日15年里熬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和经历过的甜酸苦辣。
回顾激荡的个人搬家史,孙先生感慨道:最初住四叠半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一户建的日子,我这个人没有奢侈心,没有野心,有的只是平常心。居住条件的改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而水到渠成——有了需要才会产生可能,有了可能就会引导需要,在需要与可能的互相作用下,才一路搬家走到今天。
的确,在日本东京浩瀚的楼群中,华人要找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空间,实属不易。但正因为有许多像孙先生这样从四叠半到一户建的华人存在,才拉动并引导着华人社群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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