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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开始积极作为，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并且考虑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以供民国历史专研之用。此构想若实现，这里或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另一权威重镇。
馆藏中，第一次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史料都很丰富。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此找到。笔者最近即由国民党党史馆取得早年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有关书信，这也是这批珍贵书信首次公之于世，对于反映当时的时代情境和当事人的个性特色颇为传神。其中毛泽东的书信有3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要职时写给党中央的短笺。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此外，周恩来也有信留档。1925年7月28日，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一封信：“径启者，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为不发委任状，务祈陈一公函与学校，正式通知此项决议，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职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书处诸同志大鉴，周恩来�！惫竦场耙淮蟆笔保芏骼慈嗽谂分�，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又出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科总务科主任，1924年7月，周奉调返国，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封信显示，周被任命此要职半年后一直没有拿到“聘书”，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为这项任命的法令根据，因此周要求中央秘书处出一份函给学校。
还有一份1942年6月2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为了营救廖承志写给孙科的信。1941年初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呈现高度紧张，双方摩擦日增，因当时中共力量远小于国民党，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只能忍让。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儿子廖承志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共，1932年廖在上海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始保释独子�？拐街衅冢纬兄静渭又泄材戏骄值牧斓脊ぷ�，在粤、赣、桂、湘、闽等地发展组织，1942年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7团突击了广东乐昌南方局开会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10多名中共的干部。廖承志被捕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从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后予以释放。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的营救信由董执笔，信中却以周的口吻行文，文为：“……廖仲恺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难返国道经曲江，本拟来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暂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与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羁押于余幄奇司令长官部，后又他移，闻讯之余莫名骇异，承志虽隶籍中共，其平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拥护三民主义与我辈毫无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测之祸，窃所未解伏念。公与仲恺先生旧交素笃，对其遗族爱护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缧绁之中，谅邀格外关切，恩来等彷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恳鼎力救援挡家，蒙俯允设法营救，俾忠烈之裔重获自由，无辜之人得见天日，则存殁均感大德……周恩来、董必武谨启�！�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闭夥夤阒荨耙淮蟆鼻靶藕⑽凑瓜中碌氖妨希还瓷胤从吃缒曛泄哺锩煨涞哪持中卸途穹缑�，十分传神。
最后，陈独秀要求寄发宣传品通讯簿的短函，以及何香凝拟请辞国民党妇女部部长一职并恭请孙夫人宋庆龄接任的信，内容无甚特奇，不过其字迹端庄工整，文白相间，反映时代更替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以上这些由国民党党史馆首度公开的信函，今天读来，依然兴味十足。(香港《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文章；作者:徐宗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