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世界的“四格漫画大师”
笔者:看《关于上班这件事》,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个只上过4年班的人之手,这让我想到你当年画《双响炮》大谈夫妻关系的时候还是个单身汉,画《醋溜族》描绘新新人类生活的时候已经年过三十。为什么会有这些错位,是旁观者清吗?
朱德庸:观察就够了。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父母、亲戚、邻居、朋友,甚至满街的陌生人,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生活里我像普通人一样,逛街、吃饭、看电影,在这些过程中自然会接触到很多人,时间一长就会有感触,就会有话要说,而不是事先设定一定要画什么,创作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
笔者:去年你曾跳脱四格漫画,以淡彩不定格的形式,创造了叫好叫座、两岸热销30万册的《什么事都在发生》。现在,你又以行动粉碎“不再创作四格漫画”的传言,推出以上班族为主题的新四格系列。你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巩固“华人世界最畅销的四格漫画大师”的地位呢,还是寻找新的突破?
朱德庸:当初采用四格漫画是因为我喜欢清楚、简洁、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在《什么事都在发生》里,题材扩大到表达人生的困境,用四格还是不定格,这是题材和内容决定的。但我不会放弃四格漫画,因为它的挑战性非常高,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可以让大家及时感受到幽默;另一方面,我对四格漫画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希望这种漫画形式能够传承下去。
笔者:但总是画四格漫画很容易给人一种重复自己的感觉,事实上已经有人在批评你,说你的作品也开始追求商业利益,对此你怎么看?
朱德庸:我的《双响炮》是谈婚姻的,《醋溜族》是谈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念的,《涩女郎》是谈单身女性的情感和生活状态的,去年的《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谈人生困境的,这次《关于上班这件事》是谈上班族的酸甜苦辣的,对我来说,题材并没有重复。但我的画永远脱不开“人”的主题,世界上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人,而人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人性。
从“小众”走向“大众”
笔者:从《涩女郎》开始,你的作品争相被搬上荧屏,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眼下你的两部新作也已经授权投拍电视剧,这是否意味着你的作品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朱德庸:授权拍电视剧可以说是我推广漫画的一种实验,想通过电视剧这个拥有更多受众的载体,证明漫画还是很有可为的。但《粉红女郎》我只看了10集,《双响炮》我一集都没看。电视剧是再创作,和漫画不能画等号,因为载体不同。我本身从事创作,对另外从事创作的人会有足够的尊重。
笔者:你25岁成名,事业、家庭,该有的都有了。而你却一再提到“人生的困境”,这让人怎么理解?
朱德庸:其实任何人都会遇到困境,只是不同而已。人生总是不断选择,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顺从老板,还是坚守己见?结婚,还是单身?带着面具,还是以真性情待人?我自己最大的困境发生在1997年左右,那段日子印书像印钞票一样,但工作太多,违反了自然。我从前画画很快乐,完全没想过能赚多少钱。当一切慢慢变质,画画已经不能带给我满足感时,我开始整天板着脸,怀疑人生,包括画画本身和它带给我的成功;畹剿奈迨,人生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往回走一条很久以前已该走的路;一是继续前行。我运气很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把沉重的哲学语汇玩笑化
笔者:人生困惑听起来很沉重,但你说漫画家是“卖笑”的,希望自己能以幽默的笔触来诠释这个沉重的话题。你是怎么把沉重的哲学语汇玩笑化的?
朱德庸:很多人认为我很悲观,在我的作品里爱情不牢靠、婚姻那么惨、男人喜新厌旧、女人拜金主义。其实任何事物都有美好的一面,但我要触摸的却是容易隐藏而又实际发生的一面。读我的作品的人,大笑之后,往往会反省自己的婚姻、爱情。我认为,能让人反省的绝对是积极的,乐观的,把不好的隐藏起来才是悲哀的。当我们的生活充满幽默的时候,你生活的感觉就会回来,幽默可以弥补许多人性黑暗和负面的部分,是对无奈人生的一记重拳。
笔者:你曾经自嘲名人的生命只有3秒钟,在你看来,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和所谓的“成功”有因果关系吗?
朱德庸: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人生如演戏,名人是在台上满足台下的观众。比如一个人走在路上看见我,说,那人是朱德庸,然后回头对同伴说,走吧,我们去吃火锅;或者一个女人回家告诉丈夫,今天下午我看见朱德庸了哦,丈夫说,哦,是吗?我要去上厕所了。其实我的生活很单纯,基本上没有去享受所谓的名人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画画或是逛逛街。现在生活对我最重要,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没有生活我就不会快乐。
朱德庸小传
朱德庸,台湾著名漫画家,1960年生于台北。系列作品《双响炮》、《醋溜族》、《醋溜CITY》、《涩女郎》等风行海内外,在大陆的销量已达百万册以上。作品以观察的犀利、表现的毒辣、内涵的幽默和笔锋的简洁而著称,被称为“专以四格漫画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