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说起自己感兴趣的事，总是绘声绘色，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过去他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时，曾有媒体以“参观现代文学馆，听舒乙讲故事”为标题，可见他的口才的感召力。听众在他如数家珍地讲述文学馆的故事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分投入，那分痴迷，有这样的投入和痴迷，怎么会不感染人打动人？
自从去年7月他从文学馆退下来以后，不久他就出了一本新散文集《大爱无边》，这是他的第十五本书，这些书都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和以往的书主要写父亲老舍和现代文学馆不同，这本书更多地写到母亲胡絜青，写出母爱的感人至深。他的文笔简洁灵动，和他的口才一样富于感染力。
由理转文
虽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画家，舒乙自己却是学理工出身。五十年代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老舍先生的4个孩子报考的都是理工科，老舍先生在一篇《可喜的寂寞》文中写到孩子们星期天带同学们回家，谈话中有很多技术术语，老舍先生静静地在一边听，因为不懂，也插不上嘴，老舍先生称这是可喜的寂寞。
舒乙因高考时成绩较好，被国家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大学学习林业化学，掌握从木料中生产酒精的技术，回国后这一项目被国家列为战略储备项目，舒乙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这方面钻研了25年。1978年后这一项目下马了，正在这时巴金先生提出建现代文学馆，舒乙很有兴趣，主动要求去文学馆工作。他在1978年已经开始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老舍的童年》，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4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人，用散文笔法写成纪实的形式，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北大的王瑶、吴组缃先生也给予肯定，从此舒乙开始不断写作。在当时于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的冯牧、陈荒煤、孔罗荪的支持下，1984年舒乙正式调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筹备工作。1985年3月文学馆开馆，舒乙经历了从文学馆创建到建新馆的创业历程，白天他全力以赴投入到馆里的工作，晚上和节假日用来写作。他的头四本书都是写老舍的，有《散记老舍》、《老舍传》、《父亲的最后两天》、《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老舍传》是至今唯一一本老舍传记，写得比较概括，因这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祖国丛书》中的一种，规定写8万字，写了12万字，破例被通过了。老舍的青少年时代、老舍1924年到1929年在英国、1946年至1949年在美国，加起来35年留下的资料很少，所以至今没有其他人写过老舍传记。舒乙的这几本书使人对老舍的身世、老舍的多个侧面有较完整的了解。老舍诞辰100周年时舒乙出的《我的思念》一书收集了几篇研究老舍的论文，其中一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中，舒乙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绝大部分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学现象，他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除了写老舍先生，舒乙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设“现代文学馆”栏目，介绍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章结集成《现代文学瑰宝》一书。现代文学馆新馆建成后他又出了《走进现代文学馆》一书，他为现代文学馆付出的心血和感情都体现在他的书里。
父亲的影响
说起父亲老舍先生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他家的对面住了一群瞎子，每天黄昏时吹拉弹唱，练习奏乐，他们以给人算卦为生，老舍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解放后他们不受人欺负了，但人们觉悟提高了，不算卦了，他们饿肚皮了。老舍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向当时的市长彭真反映情况，提议办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专业培训他们吹拉弹唱，然后把他们分到文工团。彭真同意他的建议，并交给老舍办。老舍真的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个盲艺人学习班，将全市100多位这样的盲人集中起来学习，自己亲自讲课，还拉了赵树理等人来授课，结业后一部分有才华的盲人真的被分到文工团，剩下的盲人老舍经彭真批准帮助他们办起了一个盲人橡胶厂，盲人班班长任厂长，这个橡胶厂现在还在。有趣的是盲人班的辅导员，一个明眼姑娘，和盲人班班长结成连理，老舍是他们的介绍人和证婚人。老舍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给舒乙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父亲的勤奋，老舍年岁大后身体不太好，还担任社会工作，但每天都在写作，晚上总是看见他的房间灯光亮着，他在伏案写作。
今年70岁的舒乙现在每天写作、画画、参加社会活动。他60岁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办过3次画展，他的画受到美术界专业人士的肯定。他还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他提出自己的议案，他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硬件，而是人文环境。他去韩国时看到两次世界性的运动会把韩国人改变了，韩国人吃狗肉、抽烟、乱扔东西等习惯都被止住了。迎奥运我们要从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做起，从老百姓做起，硬件建设之外还要抓软件建设，即人文建设。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杨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