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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磊
2002年，全世界登记注册的足球裁判员有59万人，其中国际级裁判为400人。
裁判遴选制度
1888年，英国首先把足球职业化，联赛成为主要赛事。此后，作为英国的地区性足协，爱尔兰足协首先让公证员进入场地，后来成为了现在的裁判员，由英国足协管理。
那时的当值裁判员是由该场比赛双方的俱乐部共同商定的，在比赛前一周把裁判员的姓名公布，并询问两家俱乐部的意见(至今巴西仍然实行这样的制度)。
二战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认为这样做有损裁判的威信，首先在国际足联改革，通过了“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拥有对裁判最终任命权”的决定。并改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由13个人组成，在选择比赛当值裁判时，如果赞成票和反对票数相等，裁委会主席的一票等于两票，2/3票以上通过。
上世纪60年代，各国足协纷纷仿效，裁判由联赛国裁判委员会指定，不能随意更改，具有最终效应。
同时，裁判委员会为数不多的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例如，英超的裁判委员会就没有两个来自伦敦的成员。
中国足协分别于1974年和1979年，恢复了亚洲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会员资格。在此之前，国内对国际上通用的足球规则和裁判员规则知之甚少，对此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前苏联的《足球杂志》。直到会员资格恢复后，国际足联才把每年规则、章程的改动版或不改动版发给中国。
当时中国参加足球活动的人很少，加上其他各种原因，裁判员的选拔往往都是靠熟人介绍、老师推荐，主要都是围绕着基础比较雄厚，有条件开裁判专业的北京体育大学展开，其他的裁判都是靠自学。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裙带关系严重成为中国足球裁判界的弊病，现在活跃在国内裁判界的很多人都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裁判委员会的9～10个人中，有6～7个来自北京。对于指派裁判的横向、纵向回避，中国还是一种幼稚的状态。而国际足联章程第49条第一款里规定：凡是涉及同一足协的比赛相关讨论，行政官员和比赛官员必须回避。
裁判的经济监督机制
目前，在国际足联规定下，执法国际比赛的裁判都在交通工具、食宿等方面享有顶级待遇，他们能从每场国际比赛中获得200美元。如果执法大型国际赛事，收入会更多。1998年世界杯，每位入围裁判的奖励是2万美元。
但同时，他们也受到国际足联极其严格的经济监督。
1910年，英国就做出规定，裁判员必须在做裁判前出具有法律效益的财产证明，登记自己的财产数，每年税务和司法人员对裁判员财产的例行检查不少于两次。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开始职业联赛，都在这点上借鉴了英国的经验。
同时，国际足联规定裁判员不得接受超过50瑞士法郎(约330元人民币)的馈赠，目前的限额是100瑞士法郎。亚足联规定，裁判馈赠额不能超过50美元。
在上世纪的职业足球联赛比赛中，主场俱乐部的秘书长会在比赛前将裁判费当面交给裁判，并请裁判签字，这里面包括裁判的旅费、食宿，一切都公开进行。但是后来，装裁判费的信封厚度会不时违规增加，有的裁判开始违背职业道德。
1985年国际足联规定，以后比赛东道主先把裁判费汇到国际足联的账上，再由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监督以支票或现金的方式给裁判，后来国际排联也效仿并使用至今。各国的联赛也如此，由足协收取并发放。
如果发现裁判有来历不明的收入，各级足联、足协也都无权干涉，一般先得清脱自己，宣布将其除名，让本国的执法部门处理。经过执法部门调查发现俱乐部贿赂裁判，该俱乐部将停赛一年，并被罚降至本国最低级的联赛。
如今还远没有完全职业化的中国足坛，在糟糕的市场环境下，靠经营俱乐部本身赢利，其实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种情况下，商家投资足球主要有两个原因：1.当地政府行为。2.企业通过足球这个媒介，向社会大众传递自己的品牌信息。而最终能受大众关注的只有顶级联赛甲A(现更名为中超)，顶级联赛中的强队想夺冠、弱队不希望降级、次级联赛的球队希望升入定级联赛……都是俱乐部投资联赛希望的结果。
然而中国足球市场化十年间，除了引进联赛制度外，始终没有出台过相关的条例来完善和约束这样的商业性比赛。于是无规则下追逐利益最大化，成为商家再自然不过的行为。球场的“法官”——裁判，自然是这个利益链中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大家对球员、球队、教练甚至足协越来越失望，球迷和媒体也逐渐把注意力从比赛本身集中到比赛之外的事件上。
这最终导致“黑哨”在中国成为球迷和媒体围追棒喝的目标。
在国内足球比赛中，俱乐部额外给裁判费用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费用金额一般在10万元左右，包括1名主裁、2名助理裁及1名第四裁判，有时还要分给比赛监督。
目前国内足球比赛中，公开报酬是：主裁判3000元/场，助理裁判1800元/场。
足球裁判监督制度
裁判执法，不论受贿与否，都可能出错，所以监督裁判业务行为的比赛监督和裁判监督出现了，他们与每场比赛中的4名裁判(主裁判、2名助理裁判、1名第四裁判)，统称为比赛管理。
为了4名裁判员能更好的配合、沟通，他们最好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是比赛监督来自的地区必须不同于4名裁判、不同于两个参赛队，也不同于裁判监督。这样就构成了比赛管理中的多方牵制和互相监督。
国际足联比赛官员条例里规定，比赛监督有权在比赛开始前对裁判员进行指导，但没有权利干涉裁判的具体判罚，中场休息时，也可以同裁判进行指点、劝告、训责，这是裁委会给予的权力。裁委会对裁判的处理也只限于比赛判罚等纯业务方面，如果发现裁判有经济问题，裁委会也只有将其开除的权力，没有其他处罚权。
另外，在役的国际足联行政官员和比赛官员不得在公开场合(内部业务讨论除外)议论、解释、分析、预测自己和其他裁判的任何比赛。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发表了不利于裁判的评价，引发裁判的集体抗议，后来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出面安抚，事件才平息。
作为国际足联的会员国，中国国内联赛裁判的委派、监督工作遵照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由中国裁判委员会负责。
裁委会是中国足协成立以来的常设机构，在职业化之前的裁委会就如足协一样，是一个彻底的“清水衙门”，而它也是足协各部门中职业化前后反差最大的一个部门。
《足球》报记者刘晓新曾撰文介绍过中国的裁委会“畸形”的现状：职业化以后，裁委会的职能在于对裁判的培训、评定、惩处以及委派。对裁判而言，裁委会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一名裁判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类似于对一名演艺界人士的包装过程——人人都可以背得出规则章程，但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执法。而对于俱乐部来说，裁委会的委派之责成了最大的暗箱操作，任何一名有门路的裁判，不管其级别大小，地方俱乐部都成了他们的财神爷。
(感谢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淦耀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