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学学者李银河：“性息”不公开 人民不快乐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曹红蓓
经历了性息空间的历史性曲线发展后，目前的情况是，社会地位越低，性息占有量越少。这种性信息的不对称，极有可能以性犯罪的方式表现出来
性息即关于性的信息。从它的内容性质来看，包含社会、科学和娱乐几个层次。和其他类型的信息一样，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国家法律认可的范围内进行公开传播，也通过种种途径进行地下或私人的传播。
性息50年，生活两重天
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性息空间并未完全封闭。公开出版了一些性教育书籍，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与此同时，地下流传着解放前的一些裸体画册。
1955年版的《性的知识》，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最早的一版内容十分详实，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交合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戴法。
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人们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很多图，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的性质被空前严重化，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
文革期间，性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零。惟一接近于文化生活的是八个样板戏，然而即便在八个样板戏中，人们都找不到丝毫性的影子：江水英丈夫是烈士，阿庆嫂丈夫去跑单帮，《红灯记》三代人都是战友托孤……文革末期，极少与性有关的书籍又重新出版，然而不但标题不能谈到性，内容也早已面目全非。好奇的孩子们只能从《农村医生手册》这样的大众医书里获得一点基本常识。
在私下的交流中，父母耻于与孩子谈性。一些年轻人结婚后，根本不懂性知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无论是公开，还是地下，文革期间我们性息空间萎缩到世所罕见的地步。文革刚结束时，医院门诊里出现了不少夫妻双方身强体健但生不出孩子的病例。
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性信息首先由地下开始传播。在外国人住过的饭店里，留下了内容涉嫌色情的画报。从海外带来的黄色录像带也非常隐蔽地流传，当时国家对传播淫秽录像带定罪甚严。
80年代，性息传播的前奏开始在纸媒体上奏响。整个80年代报告文学泛滥，明说婚姻问题，重点则写夫妻关系，类似后来的绝对隐私。生活类杂志则开始开辟婚姻问题专栏。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广州等个别电台开始做午夜节目。主持人故作轻描淡写状谈十分钟的生理卫生知识，如女孩月经不调，男孩遗精等问题。偷偷摸摸好像作贼。而当时社会上关于性息公开的呼声渐起。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互联网开始显现威力，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世界性息交往的藩篱，人们的性观念也随之改变。此间，生活类杂志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开设性问题专栏，性教育相关的出版品数量爆增，几乎每一家广播电台都有自己的午夜性热线节目，电视上开始出现生殖健康类教育节目，电视谈话节目中出现涉性话题，影视剧中涉性内容越来越多。计划生育部门也开办了生殖健康网和生殖健康声讯服务。2003年以来，性文化展、性调查、安全套分发等公开性息传播活动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公开的性信息只是社会性息总量的冰山一角，而且大多因板着脸孔说教而不招人待见。在私下，更多的人靠看碟、上网等方式获取性息。在2003年的陕西黄碟案中，警方最终向被抓夫妇道歉、赔款，成年人在自己的家里观看黄碟被视为默许行为。
越到底层，性息开放程度越低
身处当下的性息空间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
对可以掌握互联网、卫星电视、盗版光碟的少数城市精英来说，他们已经拥有了无限的性息空间。这些知识和修养比较完善的一群，在与世界保持同步的同时还能够在性方面善待自己与他人，对这一类人而言，公众性息封闭与否已无意义。正因为此，刘熙晨对记者反复强调《面罩》不是给一小部分精英人士做的，而是希望能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在城市而言，由于各种不正规资讯渠道的相对发达，一个初中学生与一个35岁成年人极可能接触到同样海量的性息。我国每年有22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并且此时，全国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10～20岁)已达3亿以上，性成熟的年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提前4到5岁。这诺大的群体急需良好的性教育。然而，由于正规引导的缺位，或所谓性教育的形式化，使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经常在性困惑中左冲右突而受到伤害。
在电视、广播这样的大众传播工具中，性息公开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而且越到底层，越不公开。为此受影响最大的是广大的城乡老百姓，最典型的是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据媒体报道，11月底，北京顺义区两名看黄碟的农民工为了躲避警察的检查，逃跑时跌进6米深的化粪池而死亡。学者李银河在查阅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案例集时则发现，去年所有的强奸案件中，罪犯为外地民工的占了57%。与他们所能掌握的性息匮乏相比，这一现象意味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