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罢赛事件升级使一种担心成为可能，那就是中超甚至是整个国内足球“职业联赛”休克。
现在的对抗，和缓地讲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交锋，激烈地说是体制的交锋。而且从历史上俱乐部和足协的争斗来看，舆论似乎总是支持俱乐部，足协一直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但我们忘了，任何问题的解决必须在体制内进行——这是一个政治的前提，何况是小小的足球问题。
面对俱乐部的叫板，足协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适用于本次事件，《体育法》第四章第31条指出：“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又明确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当然，俱乐部方面仍可以继续玩弄文字游戏，他们可以认为足协有负责“管理”足球单项运动竞赛的权力，但没有“经营”的权力。
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体育法》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尚处于起步阶段。
除了法律，官方的反击理由还有很多，比如最致命的就是，管理部门可以为裁判问题负责，但谁来对危害更大假球问题负责——当然是俱乐部，既然俱乐部一直声称自己是联赛的主体，为什么产业主体对“产品质量”和“商业信誉”不负责任？
对俱乐部方面来说，他们全体退出自然可以使联赛休克，但那个时候的退出没有人接手，没有下家就没有套现。在企业内部，他们将承担巨大资产流失的责任。
事实上，俱乐部或曰企业手中根本没有什么撒手锏可以逼官方就范。迄今为止，退出是我们知道的企业采取的最极端的手法。退出的极端结果也就是联赛休克，但联赛休克对体育职能部门的影响几乎不存在。
职业联赛休克，足球完全可以回到专业时代的联赛，大不了学其他项目找些个企业掏点小钱冠个名，排球、乒乓球都是这么干的。
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也会使体育职能部门底气十足。凭借优越的举国体制，我们在雅典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职业化并非提高竞技水准的有效途径。4年后的“主场奥运会”，我们将有更伟大的目标，而足球对这个伟大目标的帮助几乎没有。我们只需要有两支说得过去的队伍参加“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项目就可以了。而体育职能部门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他们深信不疑的专业化训练手段和长期集训，肯定能够训练出两支比现在强大得多的男女足球奥运队。男足’08之星计划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幻想改变体制；过于相信足球在民间的影响，这两者正是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幼稚病。(毛小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