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农信联社担心:各级政府部门在清理整顿逃、废、悬、赖金融机构债务方面力度较大,但希望这不要变成政府进一步干预农信社经营的理由;农业保险缺失,农村信用社风险屏障脆弱;央行、银监及各级政府“齐抓共管”仍令农信社难以适从
这是一个迄今深为全国各地农村信用社关注的会议——冠名由国务院主持召开,主题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到会人士包括各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省政府副秘书长、银监局长、银监局合作处处长以及省信用合作办公室或省级信用联社理事长等。
同时,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等部委也派代表参加,显示了这次会议规格之高。
上周的会议的地点选在北京国谊宾馆,业内人士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次会议标志着农信社第二轮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据参会人员向《财经时报》透露,最近,国务院为农信社“第二轮改革”专门发出了“66号文件”,除了西藏、海南,其余省市都被允许进入下一轮改革;改革方案基本采用第一轮改革所依据的国务院“15号文件”,没有大的变动。
“一骑独进”的尴尬
一位已看过66号文的业内人士表示,文件对下一轮改革设计的惟一重要变化是,提出了对贫困省份的特别扶持问题,但具体如何扶持,文件中并没有涉及。
本轮改革虽然仍被称为“试点”,但实际上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从《财经时报》最近了解到的5个省份的基层状况中,亦可深切地感受到这项改革推进中的艰难。
在全国各地金融系统,都可发现一个共识,即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大多小心谨慎。
已经实施改革的东北某省农信联社负责人告诉《财经时报》,改革之后,联社发展势头本来很好,到今年7月末,股本金已从改革前的几百万元猛增到8000多万元,资本充足率上升到5.26%,比改革前提高了100.6个百分点。
但是不料,今年一些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农业基本绝收。该联社今年农业信贷资金投入量大,目前看,要收回贷款将会遇到困难。估计会有大批农民退股还贷,这样,资本充足率将很难保证在4%以上。
该联社的尴尬,凸显了在农业保险缺失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屏障是何等脆弱。
农村信用社自身无法抵御的风险还不止于此。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介绍,农民“因病返贫”现象普遍。如果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不解决,不管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都会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体制风险巨大
从农信社的管理体制看,从“自由生长”到委身于农业银行,再到由人民银行出面监管,直到如今由银监会和央行共管——期间还有省政府负责的行业管理,加之其他基层政府也对信用社“吆喝惯了”,信用社几乎变成了“谁都可以管但谁都不会真正负责的金库”。
西部某省一个基层农信联社的负责人向《财经时报》表示,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更换了许多个“婆婆”,或多或少也给信用社造成了一些损失。尤其是在人民银行管理期间,个别信用社的损失很惨重,具体表现在个别人行官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假借人行名义,在农村信用社取得贷款,至今不还。现在,银监局又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缺乏有效的约束政策,最终给信用社造成人为的贷款风险。
“如果再这样长期拖下去,对信用社生存将构成威胁!彼。
另据记者了解,农信社员工普遍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养老保险交给谁”。
按照现行规定,农村信用社归省级政府管理,那么养老保险是否也该由省级统筹?目前,如果把养老保险交给农信社所在当地基层政府,职工表示强烈不满。因为政府级别越低,挪用养老保险的现象一般就会越严重;而且政府级别越低,对养老保险的保管、增值越缺乏经验。因此,如果将养老保险交给当地政府管理,势必给农村信用社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关于处理贷款抵押资产过程中的税收问题,沿海某省一家基层农信联社负责人向《财经时报》表示,虽然省政府规定房产过户费可以免税,但这项规定也使得基层政府执行的热情不高。
华中某基层农信联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在清理整顿逃、废、悬、赖金融机构债务方面力度较大,但希望这不要变成政府进一步干预农信社经营的理由”。
小额农贷补贴机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由农民入股组建,随着农信社增资扩股开始,农民老股东一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增资,要么退股。
沿海某省基层信用社相关负责人对《财经时报》披露,原来每股1元钱,现在,自然人股每股最低1000元,法人股最低10000元。有些社员不愿增资,那么就要劝他退股,退股按1∶1的比例,社员对此很有意见,认为“现在一块钱与当初一块钱不等值”。
于是,对那些“既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人,联社一般采取特殊方式处理,即“打包”另立账户,这部分人只能享受分红,不能参与决策。
小额农贷如今已成了农信社扶持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力推广。但是,这种分散的、低额度、利率优惠的贷款,给农信社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据华中某省基层农信联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信贷应该定为政策性业务,政府应给予一定补贴!胺裨,这样的业务几乎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后劲不足”。
该联社每年净增5000多万元存款,其中4000余万元用于小额农贷投放。他表示,这种业务属于“高成本低效益、高风险低收益”,如果没有其他业务弥补损失,显然难以长久维持。
《财经时报》就“信用社被推向市场后,支农业务能否得到补助”的问题采访张杰时,他表示,这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问题。现在农信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那么谁来负责提供资金上的扶持?如果鼓励农信社走向商业化,那它会不会依然有兴趣做农业贷款?即使做了,恐怕也是奔着农村中的工业和商业去,而不会对单个的农民感兴趣。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本无法兼顾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种职能!闭沤芩。
(稿件来源:《证券市场周刊》,作者:田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