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体育也需一个新时代
文/戴婧婷
中国如何才能在迅速成为奥运大国的同时，离体育大国越来越近32枚奥运金牌，使中国雄踞雅典奥运会金牌榜次席，距离美国仅3枚之差，外电评论中国“有可能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成为世界第一”。在这迅速崛起的金牌背后，是靠什么样的国家体育培训机制来支撑？
举国机制：奥运金牌生产线
目前中国的运动员培养主要沿袭50年代设立的举国机制，这种由政府调控、国家负全责、投入巨资的运动员集中培养机制形成了一条龙、三级网的流水线——教练通过与幼儿园、小学老师建立联系、挑选有潜质的孩子吸收到业余体校，经过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与优胜劣汰的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体工队直至国家队，常年进行单一的专业训练。
这种机制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掘、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中国20年来在奥运会金牌榜上位置的飙升无疑是明证。
然而并不是所有奥运会冠军的背后都有着如此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对于西方运动员，政府拨款往往只占他们所需资金的30%。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介绍了美国的运动员培养机制：在广泛开展的中小学体育锻炼和社会俱乐部逐渐涌现出一批有兴趣、有才能的运动员，他们完成基础教育之后自主选择进入职业联赛，或大学训练队，而国家队只是临时组建的产物。这种强调社会化、市场化、体教结合的方式有利于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培养。
受经济实力与教育制度所限，这种模式对中国来说，在提高金牌战果上，或许未必能如举国机制一般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
所以，直到2008年，举国机制的主体地位不会变，但职业化和高校办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的确代表未来发展的趋势。全日制体校：40万孩子的金字塔底座
如今，大约有40万青少年在全国3000多所体校接受艰苦训练，其中多数在9岁之前就被送进来，最初是上午读书、下午练习，显露出潜力就几乎完全放弃文化学习全天训练。一如雅典奥运会举重冠军陈艳青所说，这么做是为了“找条出路”。
体校虽然仍属国家扶助的范畴，但政府显然无力给这支庞大的队伍以过高投入，于是不少体校的条件十分简陋。为了获得一定经济收入保证正常运作，体校扩大招生，这导致师资力量不足，甚至一名教练需带30名学生。而训练就是教练一个人说了算，他只可能对其中素质较好的几名进行专门指导，其他的学生则未必有好运。
据专家调查，中国平均每年调入省级、国家级优秀运动队的新运动员，仅占在训青少年运动员的不足5%，还有90%多的后备人才被淘汰。这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从娃娃抓起”的策略使体校成为明星的摇篮，但对于更多人则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则不存在体校这类专门的训练组织，只有业余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是健身性质，不以精英培训为目的，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青少年以学习为主，利用课余时间凭爱好参加运动。
作为中国运动员培养基层的体校其实已面临下涌之势，未来它将逐渐消失，被中小学自行组织的体教结合的运动训练所取代。教练：更亟待提高的队伍
钟秉枢校长曾在运动员中做过一项调查，询问在运动队里谁是他们最信任的人。结果男队员中有90%选择了教练，女队员中也有40%。在他们看来，朝夕相处的教练已如亲人。
中国国家队40%的教练从退役运动员直接过渡而来，得益于自身的体验，他们对运动心理的把握、对运动过程的理解有优势——蔡振华、李永波、黄玉斌等人的成功有目共睹。
然而这样师父带徒弟式的训练，并不完全适合现代体育对科学训练的要求。典型中国式的训练方法源自60年代由军队提出的“从难、从严、从实战”的训练法和借鉴日本女排的大运动量练习，这种魔鬼训练法确实使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从一个较低的起点飞速发展。但也是这种疲劳战术令运动员受伤频率增多，运动生命过早枯竭。中国一代代优秀运动员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当霍尔金娜、瓦尔德内尔等老将还在赛场拼搏时，年龄比他们更小的刘璇、吉新鹏等已成了场外的看客。
美国大学的训练队按照法律规定每周只能练20小时，必然逼迫教练钻研方法，在同样的时间内取得更高效率。中外教练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教练在运动场上花的时间多，场下花的时间少。钟秉枢分析奥运会上，我国教练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给运动员心理减压能力欠缺。
理想的模式是在运动员训练时同步接受完备的文化教育，那么退役后就有较扎实的综合基础帮助他们更迅速地转换角色。
刘翔成功的个案或许就代表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一方面精打细算缩短训练时间，另一方面他的背后有强大的科研团体做支撑。一旦达到了短时间高效率的训练，教练有了更多时间去探索新方法，运动员也有时间学习文化、参加社会活动、调节心理，最终实现金牌战略与人性化训练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