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6日电 今天的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江泽民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指出江泽民主持军委工作以来，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文章全文如下：
就军队而言，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这一方面，江泽民同志为全军学习贯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着眼国际安全战略形势的新变化，对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特点规律有了新认识
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特点、规律，是我党我军制定正确军事路线的前提，也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夺取战争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能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我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和平发展的新认识，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实现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力量大重组，世界政治版图大变动的复杂形势下，江泽民同志从世界战争与和平因素消长的复杂演变中，深刻分析长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各种因素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科学揭示了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特点规律，为把我军建设成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判断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作出了世界“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加”的新论断，为在未摆脱战争阴影和威胁的环境中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战争的主要根源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主要根源的观点，作出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的新论断，为在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的不安宁的国际环境中，正确认识未来战争面临的主要威胁，指明了方向。
在战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可能经常发生的观点，作出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的新论断，为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根本改变，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构成现实威胁的环境中，正确应对日趋突出的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提供了大思路。
在制止战争的途径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新论断，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国际安全环境中，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提供了新思维、新办法。
这些关于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特点规律的新认识，对于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深刻认识和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必须把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的思路，军队建设既要努力提高打赢战争的能力，又要努力提高遏制战争能力的思想，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着眼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有了新认识
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战争的特点规律，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和赢得战争的前提。随着世界局部战争由使用常规武器发展到使用高技术武器，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邓小平同志在深入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局部战争思想，为我军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备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江泽民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密切关注世界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在继承邓小平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科学揭示了现代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为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未来打什么仗、怎样打仗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战争形态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局部战争是当代战争基本形态的观点，在提出未来战争是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现代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新论断，为我们在世界军事发展的深刻变动中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正确把握战争形态演变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基本指向。
在作战样式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的观点，作出了“联合作战成为现代高技术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和“战场空间扩大到陆、海、空、天、电(磁)，战争同时在整个战区纵深进行”的新论断，为进一步从“大陆军”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联合作战意识、一体化作战意识和积极防御意识，提供了前瞻性的思维方法。
在作战制权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未来战争要“取得制空权”的观点，作出了“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的新论断，为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战争制权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武器装备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要重视高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的观点，作出了“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地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的新论断，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的信息时代中努力搞好质量建设，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正确的实现途径。
这些关于现代战争特点规律的新认识，对于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战略思想，努力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能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着眼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对信息时代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规律有了新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军事安全的需求，对军事斗争准备从战略到战役、战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面提高我军现代防卫作战能力提供了有力指导。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同志根据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提出要全面提高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问题，并从战略全局上对如何做好信息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我军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
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由立足于随时应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主要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观点，在提出“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要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准备应对工业时代的战争转到准备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上来的新论断，为在新的起点上谋划和推动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更高的起点，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指明了方向。
在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指导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立足现有武器装备赢得战争的观点，作出了“要把提高信息作战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的新论断，为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争取战略主动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应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观点，作出了“既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又要准备应对国内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安定”、“把反恐怖斗争纳入军队的职责范围”的新论断，为在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延绵不断、恐怖主义危害加剧的安全环境中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在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内容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的观点，作出了“努力提高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能力”和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是战争双方争取政治主动和军事胜利的重要手段的新论断，为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这些关于信息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特点规律的新认识，对于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的思想，深入开展科技练兵的思想，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思想，把武器装备建设摆在提高军事实力突出位置的思想，不断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感，高标准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着眼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新要求，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有了新认识
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同志就如何适应时代主题和国家发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江泽民同志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世纪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在认识党与军队的关系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的观点，作出了“必须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永远不变的军魄”的新论断，为我军在新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提供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原则。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由临战状态进行应急式建设转到相对和平时期从长计议、加强根本性建设的轨道上来的观点，作出了“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新论断，为顺应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适应战争形态新变化的要求、推进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上，坚持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话”总要求，为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全面推进军队建设，确立了根本指导原则。
在认识国防和军队的应急性建设与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关系上，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的观点，作出了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的新论断，为我们在既要关注现实威胁，又要考虑未来挑战的军事安全形势下，把军事斗争准备这个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与军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大计统一起来，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方针。
这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特点规律的新认识，为完整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的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的思想，军队精神文明要走在全社会前列的思想，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的思想等等，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开拓了我们党军事指导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军事篇”，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等一系列问题，是新世纪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科学指针。事实证明，江泽民同志不愧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坚定实践者和模范发展者；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就是真正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