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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这么一种人：他们把自由、超越和创造看得比别的价值要高，他们也天生有某种回避常规、回避主流大多数人的趋向。
他们是城市多样化的结果，也是城市多样化的动力，因为如果一个城市人们不去追求多样性，这个城市就没有动力和活力可言
文/罗雪挥
新闻周刊：什么叫“社区”？是否住在一起，就叫做一个社区？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用圆明园画家村来解释“社区”的例子非常典型，应是一种命运共同体。一群人，有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一定是制度性的，而是强调某一种属性，强调某一种感觉，因而特别能够产生社区意识。
新闻周刊：为什么会形成“圆明园画家村”这样一个艺术社区？
于长江：我认为是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的人造成的。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这么一种人，他们把自由、超越和创造看得比别的价值要高，他们也有物欲，但是不很看重，这些人天生有某种回避常规、回避主流大多数人的趋向。如果在西方社会，社会发展比较成熟，为这种人格预留了空间，这些人会“正当地”从事艺术、学术、宗教等等。
而在圆明园画家村之前，中国的社会，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为这么一批人考虑过，当时我们社会的假设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人。圆明园画家村是这一批人第一次公开地站出来，公开表明、公开申明自己想成为跟常规主流不一样的人，包括行为方式、理想，日常的行为习惯等都与主流不同。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里，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群体，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北大也充当了领导这种潮流的角色，校园里有那么一批人，同样具有颠覆常规、创建新的人文生态的冲动，但是这些人在空间上和社会意义上并没有作为一个集中独立的群体存在，而是分散于“大学生”这个群体之内。当然，由于种种社会性的“隔离”，画家村和北大这两股潮流尽管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实质联系，北大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不关心这么一个群落。
新闻周刊：为什么圆明园画家村最后会遭取缔？
于长江：过去20年，中国社会有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从原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同质性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分散化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么一类人。但是当时我们不管是在制度设计上、公众的心理上，还是有关决策部门的认知上，对此都没有心理准备。取缔是有各方面的因素的。
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稳定的都市社会，比如巴黎、香港、纽约、东京这种相当多元的社会，这批人就是一批正常的存在，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追捧或否定。应该说，他们既不比别的人好，也不比别的人坏；他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渣滓。
新闻周刊：圆明园画家村会再现吗？
于长江：不排除有人会以别的形式再现当年的画家村的精神和感受。比如说网上的一种俱乐部，比如某些新新人类的有些极端的、探索的行为方式，其实这些就是今天的“画家村”。
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圆明园画家村这么一种方式。而今天已经需要更多的方式和取向，那么这么笼统的“探索”已经太粗糙了，不能解决今天人们的困惑和障碍。等到未来中国彻底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多维多功能的社会，这类问题就更不会集中体现在一个“村”里了。
新闻周刊：处于边缘的艺术社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于长江：它不断创造，不断拓展一个社会精神、心理、思想、行为的可能性的空间，“正常社会”随着他们开拓的边界拓展，越来越丰富，你就可以享受更多彩的人生。
新闻周刊：你觉得艺术社区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否有必要？
于长江：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人文的角度，就不是要问“对城市是否必要？”，而是问“城市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一个城市中只要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没有直接危害别人，没有违反基本法律，它们的存在就是正当的，“城市”的设计和构建，就要考虑到他们的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特别大，但是缺乏多样性，所有的城市是相似的，如果一个城市里面只有工厂和宿舍，没有基于个体和小群体的多样性的文化、艺术群落，这样的城市生活是没有质量的。如果一个城市人们不去追求多样性，没有了这种冲动，这个城市就没有动力和活力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