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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鐘和晏
“燈畫的內(nèi)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鳥,到了清代中葉大量出現(xiàn)了戲曲和小說題材。這類燈畫屬于連環(huán)畫的早期形式,常引人看完第一盞,定要看第二盞,直到看完故事終了而止!
第一次看見燈畫,它們是被一片片鑲在玻璃鏡框里的,大概10多厘米寬,30多厘米高,掛在宣武區(qū)文化館《元宵燈畫展》一間不大的展廳里。畫片都以絹紗作底,上面是彩繪的人物圖案,因為隔著年代,原本素白的絹紗已經(jīng)發(fā)黃殘舊,周邊也絲絲縷縷的。
到今天,燈畫可能不是一個熟悉的稱謂。關(guān)于“燈畫”的定義,已故民間美術(shù)學家王樹村在他的《民間美術(shù)》中有上元節(jié)的章節(jié),提到各種各樣的燈彩——走馬燈、夾紗燈、畫舫燈等等,“其中有一種絹紗燈畫,是畫在燈屏上的絹畫,故又稱作‘燈畫’。燈畫一般4盞為一堂,每盞4面,共16幅,也有24盞或更多為一堂的”。除了手繪之外,也有木版刻印的燈畫,現(xiàn)在,河北武強、山西南部、山東等都還有清代木版戲曲燈畫保存。
《元宵燈畫展》展品的收集者是從事民間美術(shù)遺產(chǎn)保護與研究的張琴,她說一開始,她也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么。她在別人家里看到,黑糊糊地卷在一起,看起來很臟!拔业墓ぷ魇轻槍嵨锖吞镆罢{(diào)查,中心點是戲曲,最初是那些戲曲圖案吸引了我!彼嬖V我,“去年下半年,有天我為一個戲曲刺繡尋找?guī)灼钆涞妮o助畫面,把這些東西打開慢慢整理,看到有些上面有清楚的年月落款,我去查資料,才基本確定是燈畫。”
過去燈彩的制作成本不菲,通常由豪門富戶出資、民間藝人完成后,每年元宵掛在府門、商市或寺廟,掛在寺廟的花燈常會落款“某年正月十五”、“某信士敬奉”字樣。展品中有一屏《大戰(zhàn)長坂坡》,右上角用墨筆注明“大清光緒甲子年”,還有一屏“三國戲”的左下角寫著“弟子寧白蛋男銀旺孫春榮敬叩”,看來,這位寧白蛋是一家之主了。
王樹村把燈畫定義為我國連環(huán)畫的早期形式,他說:“燈畫的內(nèi)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鳥,到了清代中葉,因為戲曲和小說盛行,燈畫中大量出現(xiàn)了如《販馬記》、《一捧雪》、《水滸》、《聊齋》、《紅樓夢》一類的戲曲小說題材。這類燈畫常是畫故事的全部情節(jié),引人看完第一盞,定要看第二盞,直到看完故事終了而止。”
這里的150片燈畫繪制年代以晚清、民國為主,收集地區(qū)是包括北京在內(nèi)的整個華北地區(qū),其中三國戲占了一半左右,還有部分封神戲、西游戲等。張琴說:“我大概總共看過400多片燈畫,從清代、民國一直到解放初期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國戲從來就沒斷過;旧鲜沁B續(xù)幾十片,甚至有一組50多片,肯定是花燈一溜兒掛過去!
有一組總共10多幅的清代三國戲,都是16厘米×38厘米的尺寸,頂端用朱筆題上5個字的抬頭,如“雪天請孔明”、“千里送皇嫂”、“八里橋挑袍”、“趙云長坂坡”、“古城斬蔡陽”、“老張三動鼓”等等;旧厦繌埑霈F(xiàn)一兩個人物,畫法用色也大同小異!摆w云長坂坡”畫幅中央是手持銀槍、騎馬激戰(zhàn)的主人公,一臉緊張萬分的表情,他的身后還有一個高舉旌旗的戰(zhàn)士,紅色的旗幟飄蕩在畫幅的上端。正在奔跑的戰(zhàn)馬用墨筆勾勒,趙云的戰(zhàn)袍用紅紫綠藍等上色,銀槍、馬轡等是鮮艷的靛藍色。雖然尺寸有限,卻傳遞出激烈廝殺的氛圍。
連環(huán)畫一般的戲劇故事燈畫之外,還有一些也許可以稱為“戲出燈畫”。另一組三國戲中的《徐母罵曹》,身穿紅色官服、戴官帽的曹操坐在一張條案前的椅子上,處于畫幅右側(cè)正中央的位置。左下角穿暗黃色袍子的李徐母右手拄一根紅色拐杖,左手向前伸出,手指正指著曹操臉部的方向。左上側(cè)的背景是一架屏風,從形狀看應(yīng)該是戲臺上的布景,曹操的凳子是擺在條案前面的,想來也是對戲臺場景的描畫。
戲曲的一個獨立劇目叫“齣”,后來簡化為“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清代《性理精義》、《戲出畫冊》、《戲出冊》等3種繪畫冊頁,都是絹本、工筆設(shè)色之作,把戲臺人物的臉譜扮相、服裝以及場上道具等細細描繪下來。畫的戲出有《群英會》、《打金枝》、《罵曹》、《慶頂珠》、《鍘美案》、《斷橋》、《空城計》、《取滎陽》等,但是都沒有作者名款和作畫年月。
這些戲曲畫被認為出自內(nèi)務(wù)府如意館御用畫師之手,因為如意館檔案中曾有“著沈振麟畫戲出人物冊頁十八開”的記錄。沈振麟是同治年間擅畫人物、山水的宮廷畫家,據(jù)說如意館畫士對兩類作品照例不署名:一類是帝王后妃像,不敢也不準署名,另一類就是小說插圖、戲出人物,他們認為屬于“小道”,不屑于署款。
19世紀,北京民間職業(yè)燈畫師也少有記載,畫師徐白齋(徐五)的名字第一次是出現(xiàn)在蔡繩格(1856~1933)的《北京歲時記》中:“絹畫頗有高手,道咸間徐五、鮑九兩家絹燈最著名,徐筆超逸,鮑繪精工,徐惟鮑助,他人不敢接也。時人評北新橋西聚生齋徐畫《醉菩提》絹畫四十支,傳神處為都門第一!睋(jù)說徐白齋的傳世作品有《醉菩提》、《西游記》、《風月禪》、《霸王別姬》扇面等,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
已經(jīng)退休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宋兆麟記得博物館里有燈畫藏品,因為沒有親眼見到,他也不能斷定是否就是徐白齋的作品。博物館收到這一類捐贈之后,通常就收起來堆庫房了。他評價《元宵燈畫展》說:“我感覺這些燈畫基本上是晉南的東西,比如運城、臨汾、襄汾一帶。因為晉商的緣故,晉南的住宅很豪華,都是二層樓房。到正月十五的時候家家要掛燈,院里院外都掛,大門口掛幾十盞燈,而且互相攀比,比其他地方更熱鬧。講究策略智謀的“三國戲”在山西比較流行,另外還有《楊家將》。到了江南,《梁!贰ⅰ杜@煽椗分惥投嗔!
宋兆麟先生向我描述他在山西見過的燈彩實物,多半是四屏和六屏的,都是長方形、直上直下的造型,木頭就是一般的硬雜木,講究一點用紅木、烏木!吧轿魅撕茏⒅乩衔锛谋4,他們有這個習慣,房子也比較大。北京的燈市曾經(jīng)很繁盛,現(xiàn)在很難找到了。北京人不愛留這些東西,覺得是破爛看不上!
明代以前,有關(guān)北京燈節(jié)的記載不多,元末熊夢祥的《析津志輯佚》中有“正月皇宮元夕節(jié),瑤燈炯炯珠垂結(jié)”。明朝時,北京燈市在東華門之東,也就是今天的燈市口一帶!度障屡f聞考》中有記述,“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賈大小以幾千計,燈本多寡以幾萬計”。從東華門外到崇文門街西,“街三行,市四列,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shè)氍毹簾幕者,勛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
清代宮廷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下設(shè)燈庫,專司宮燈、花燈的制造修理,皇宮外也出現(xiàn)了文盛齋、華美齋、美珍隆、秀珍隆等燈鋪。清代《帝京歲時紀勝》、《宛平縣志》等對燈節(jié)的記述都大同小異,富察敦崇寫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燕京歲時記》中說道:“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為之,并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
1943年2月21日的《晨報》上,關(guān)于燈市的報道變成了“鼎革以遠,百事維新,前門一帶商店,雖仍例行不廢,而大率乞靈電機,非不眩奇斗巧,終嫌味同嚼蠟。今惟大柵欄、瑞蚨祥、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尚有絹燈數(shù)百盞,應(yīng)時而懸,人人品評。止制作絕精,彩畫又多出名人手筆,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摹繪會書事實,栩栩如生,是真無愧為美術(shù)者歟”。
這次展覽中也有幾幅建國初期的燈畫,到了那時候,顏料已經(jīng)用得比較粗糙,材質(zhì)也變成棉布了。有一屏棉布質(zhì)地的三國戲正中央清楚地寫著“公元一九六零年吉元月望日立”,左下角是“信女張母劉氏男國盛孫淑嶺敬施”。還有一屏“三國戲”右上角上書“公元一九五四年新春正月十五吉日”,“五”字的后面還能清楚地看到一個“四”字,顯然是10年前的舊物又被掛出來。
在歷史大戲之外,也有一些家庭倫理戲和情感戲。一個《賣水》的場景是站在花園外的李彥貴肩挑一擔水,穿著已經(jīng)落魄,但還是帶著點書生儒雅的氣質(zhì)。還有4幅出現(xiàn)了花園里手持折扇的小姐、拿著團扇的丫鬟和拄著拐杖的老母親等人物,讓人懷疑是《西廂記》。不過收集到藏品中沒有張生的出現(xiàn),總還是讓張琴難以斷定。
張琴對藏品的研究方法是先根據(jù)戲曲題材分類,之后再細分材質(zhì),沒有具體落款的燈畫,通過絹紗質(zhì)地、用色和人物風格做判斷。絹紗質(zhì)地經(jīng)過多年的歲月?lián)p傷,自然會有所不同,人物的風格畫法每經(jīng)過二三十年,就有很大變化。從晚清開始,很多燈畫已經(jīng)是用化學顏料,跟礦物、植物提煉出來的天然顏料相比,鮮亮程度的區(qū)別幾乎一眼就能看出來。
因為是燈光映照下的畫面效果,一般說,燈畫講究人物傳神的神態(tài)和鮮艷的色彩對比,對人體比例、五官細節(jié)方面沒有那么細致,通常都畫得比較隨意。在當年,這些燈畫也許是很普通的民間畫作,因為年代久了,今天看起來親切而素樸,尤其人物的神態(tài)表情,幾乎讓人過目難忘。張琴說,“其實民間的形象就是很親切的,但從來不是輕佻”。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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