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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实施必要的批评和监督，不应受到过多的诘难。

　　8月27日《信息时报》报道，针对网上的“人肉搜索”现象，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提出，“网上通缉”、 “人肉搜索”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严重，因此建议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

　　从感情上讲，笔者不同意用法律手段干预“人肉搜索”。毕竟，在“人肉搜索”刚出现时，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实现正义的手段，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手段，而被搜索的对象往往也曾恶意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如“虐猫人”、谩骂灾区民众的女孩等，网友对他们发出“网络通缉”，正是出于内心不可抑制的正义诉求。

　　从理智上讲，我们却必须承认，“人肉搜索”正不断被严重滥用，在不少情况下，它不是在发挥监督、批评作用，而是充斥着怀有个人目的的报复、造谣、辱骂和骚扰，严重侵犯了被搜索对象的人格尊严并影响了其正常生活。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显然，这里的“任何方法”就包括“人肉搜索”，而“人肉搜索”由于参与者众且良莠不齐，有时更容易侵犯被搜索者的隐私权，甚至造成人格伤害。

　　但笔者以为，“人肉搜索”虽应规范，但在立法之初，首先要考虑如何避免“人肉搜索”的积极作用抵消。为此，有这样几个问题有待理清：第一，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诽谤罪、侮辱罪均属自诉案件，即“民不告，官不究”，对“人肉搜索”中的侵犯隐私，也应遵循这一规定；第二，如有被搜索对象起诉，其追究对象只能是最初发布者；第三，在为这类案件量刑时，法官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有证据表明被搜索者确有道德劣迹或违法事实，法官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免搜索者的法律责任，反之则可参照相关法律中诽谤罪、侮辱罪所列条款加重刑罚。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致力于打造公民社会，而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实施必要的批评和监督，不应受到过多的诘难。当然，权利确实是有边界的，由于网络的传播面广大，通过网络的诽谤造谣，往往比现实中的诽谤给受害人的伤害更大，因此，“人肉搜索”应通过法律予以规范。（高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