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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正值中国北方酷暑炎夏，我随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参加了一家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的内部培训活动。这个活动在大西北延安市举行，15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级管理人员连续三天进行了相当艰苦的拉练，包括从延安步行三十公里，一直走到“自力更生”精神的发祥地南泥湾。
三天时间朝夕共处，我被这支“野心勃勃”的精英团队所感动。这些都是三十多岁的年青一代企业精英，领军带队的总裁也只是四十开外，但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作风，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激情。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企业家们，很多都经历了相当严酷的商业竞争的洗礼，慢慢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持久作战、意在长远的现代商业意识。他们再也不像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草莽商人”那样急于求成，容易沉溺于价格战和广告战的竞争。
和企业人在一起，自然要谈商业活动。在延安这个特别的地方，或者叫“革命圣地”，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延安精神”所感染。抛开意识形态等政治层面的因素来说，延安其实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置身于此地，遥想当年岁月，再来看今天商业化时代的现实，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延安精神”依然有现实意义。
一支由两万人组成的队伍，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人之众；一个物质匮乏的偏僻地区，却吸引了全中国的精英，乃至数千里之外的南洋华侨。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没有私心杂念，而且无怨无悔。这是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要问为何如此，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一种特殊而高尚的理想。
概而言之，延安的成功，是因为那一群人有着坚定的信念，有着超出物质刺激的精神追求，有着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当年，著名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到延安参观，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后，发出了中共“必得天下”的感慨。即使今天来体会，我们依然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还能够发现，“延安精神”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实事求是，开拓进取”。这与中国社会现在提出的“与时俱进”，在内涵上其实是息息相通的。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中共边区政府接受了开明士绅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实行“双减双交”政策，即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除此之外，还实行了组成政权的“三三制”模式等。
这些决策和措施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中也未曾有过。在那个艰苦而无外援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共领袖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制定出很多符合历史条件的新政策、新举措。中共最终建立新政权，这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包括企业和商界领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延安精神”，又何尝不是必须具备的成功因素呢。
实际上，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们要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持生产力，要提高竞争力，首先就必须具备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延安精神”。不顾实际，死守教条，生搬硬套，结果只能吃大亏，遭受重大损失。
可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某些企业都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愿脚踏实地，而是好高骛远，贪大求多，以大为强，以多为强。
今天中国的不少企业，动辄拥有数万名员工，表面上可以说是家大业大，但其中也有部分企业还只是依靠过去草创时期的经验来管理，还是用旧思想、旧方法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和大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延安精神”不旧不老吗？笔者的回答是，“延安精神”的实质内涵在于挣脱思想的桎梏，不墨守成规，不被教条所束缚，能够在绝境之中开辟一条生路，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精神。
而中国大企业目前所面对的最大任务之一，恰恰正好是要在没有现成样板的情况下，既不要随波逐流，又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尤其在管理模式、资讯和技术上吐故纳新。而培养集体意识和物质以外的追求，那就更是不可忽缺的任务。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内容有删节；作者：韩方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