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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3月10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9日发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的文章说，西方人有一种“西藏情结”，大多数西方人误读西藏，既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不过，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局面在发生变化�！鞍傥挪蝗缫患�”，只有到西藏亲眼看一看，西方人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也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从而纠正对西藏的误读，澄清对其模糊乃至虚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文章摘录如下：

　　西方人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对他们来说，东方文明神秘而玄妙。作为东方文明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不但令西方人魂牵梦萦，也让他们难测高深。几个世纪来，西藏壮美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的人文特色对西方人一直有着魔幻般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他们。

　　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这反而诱惑了西方人，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

　　西方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的主要途径是：以英文为主的文献；流亡藏人的作品和“现身说法”；有关西藏的展览、音像资料及各种有关西藏和藏学的会议。其中，西方传媒在塑造西藏形象和西方人的“西藏观”中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及他们了解和认识西藏的途径，必然导致其对西藏的误读。

　　西方人误读西藏的五种表现

　　一、对西藏的误读。在西方出版物中，西藏(Tibet)是个模糊概念，对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袭至今的三大藏区——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不加区分，也不顾及传统的行政区划和藏人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的现实，论及安多和康区时几乎都以“东藏”(Eastern Tibet)相称。这种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许多误解，仅汉文翻译就成问题，究竟是译成西藏、藏族还是藏区？

　　二、对藏民族的误读。美国近东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的权威标准�；褂幸恢峙分奕硕远�方的想象霸权，他们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一些西方人实际上是带着“东方主义”的眼镜审视藏民族和西藏的。正如流亡藏人学者降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所说，考察有关西藏的游记及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风格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不舒服的感觉。

　　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影片中的西藏，要么是最终的精神庇护所，如《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所表现的，要么是魔幻力量的储藏室，如《通往香港之路》、《阴影》中所展示的。

　　在类似的表述中，西藏被视为西方的“他者”，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及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衬托白人主角的背景�！断�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都是一些苦力。

　　三、对西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怎样在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每个族群和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要求其保持多样性，而不愿看到其发展和适应现代化。其实，对现代化有些腻味的西方人应该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当然包括藏族)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一些西方人杞人忧天，担心青藏铁路危及西藏传统文化。殊不知，西方人都不愿坐火车了，而一些藏族百姓做梦都想在有生之年能看见会奔跑的“铁龙”——火车！

　　四、对藏传佛教误读。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同中国内地、藏族和汉族时，有一种探求差异、忽视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两大传播体系，即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Hinayana)和大乘佛教(Mahayana)。东方佛教界将传到中国(包括藏区)和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将传到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称为小乘佛教。

　　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Vajrayana)，如纽约就有一本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评论》(Tricycle: Buddhist Review)。

　　而且，部分西方人误以为藏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奉行非暴力的，如果他们稍微读一点西藏历史就会知道，即使在全民信教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些贵族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信徒，否则，怎么理解几世达赖喇嘛都因被毒害而夭折呢？对此，美国学者洛贝兹(Donald S.Lopez，Jr.)也有论述。

　　部分西方人忽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并存的事实和不同教派间的差异，将只是格鲁派大活佛的达赖喇嘛视为整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并且，一些西方人并不完全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国际形象已发生变化，扮演着宗教和政治双重角色：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伦理道德化。

　　五、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治藏政策的误读。迄今，虽然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一些西方官员却好打“西藏牌”，图谋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甚至将其作为分化和肢解中国的突破口，因而认同和支持“藏独”，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视为“国际关系”。

　　他们不顾史实，主观地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1951年解放军进藏与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和“占领”，现在西藏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国”“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的“合法代表”(见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受此误导，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也认为西藏是“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