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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2月12日电 台湾《联合报》12日发表社论说，台“监察院”通过纠正案指，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吴文忠在侦办扁案过程中曾私与陈水扁通电话或见面，应将二人调离特侦组。从表象上看，由于朱、吴二人诚属可议，也许会使人觉得这次调查及纠正可接受。但是，此例若开，倘“监察委员”可随时任意介入侦查工作，则“监察／司法”分立的应有分际恐将崩解，贻祸不堪想象。

　　社论摘录如下：

　　“监察院”通过纠正案指出，特侦组检察官朱朝亮、吴文忠在侦办扁案过程中，曾私与陈水扁通电话或见面，违反检察官办案守则，应将二人调离特侦组。

　　朱、吴二人的相关行为确属可议，我们亦曾多次提出强烈批评；但“监察院”的此一纠正案，在程序上是否周全(有否约询当事人)？在认事上是否平衡(整个事件中，朱、吴蓄意违反专业守则及陈水扁设局构陷的比例如何)？更重要的，则是制衡原则应当如何维护的问题：“监察委员”究竟可否对检察单位正在侦查之个案，介入侦查工作并进行调查？

　　从表象上看，由于朱、吴二人的行为诚属可议，也许会使人觉得“监院”这次的调查及纠正是可接受的。但是，此例若开，倘“监察委员”可以随时任意介入侦查工作，则“监察／司法”分立的应有分际恐将崩解，贻祸不堪想象。何况，现今“监委”全属行政当局的政治任命，若竟容许“监委”有介入进行中的司法侦审个案之权力，倘生偏失，能不教人思之不寒而栗？

　　“监院”此次纠正，或许就案情而言，有其因由。但此种僭越逸轨的监察权，倘若用于其它暧昧案件，又倘若出自其它具争议性“委员”，那恐将是灾难，不可收拾。何况，“监院”对本案的处理亦不能谓没有争议。

　　其实，这已是同一“监委”李复甸对特侦组侦查扁案的第二次调查。第一次发动是在去年九月，李复甸约询朱朝亮、越方如等检察官，欲调查特侦组何以未羁押陈水扁，及为何不在机场逮捕返台的陈致中夫妇等情事；此已不啻介入侦查实务，当即引起特侦组反弹及舆论批评，“监院”遂告罢手。

　　如今，李复甸卷土重来，以朱、吴二人与陈水扁有私下互动，通过纠正案，并主张应将二人调离特侦组。李复甸终偿所愿，但此案的是非却恐怕不是如此单纯。

　　如前所述，逐渐揭露的相关案情显示：此事固有朱、吴二人不知检点的因素，但主体却显然是陈水扁设局构陷。包括扁交付二百五十万新台币的支票给张玮津，及扁送给吴文忠一张尊称“吴大哥”的照片。且据目下数据，双方互动皆由张玮津及陈水扁采取主动，如朱朝亮则是被动接到陈水扁的电话。

　　然而，“监院”却未约询朱、吴二人，亦未考虑陈水扁设局构陷的因素，即做出“违反检察官办案守则及法律人伦理规范”的判断，这在程序上是否周全？在认事上是否平衡？皆有可堪商榷之处。

　　“监院”若是在扁案起诉后对侦查工作进行调查，至少在程序上无可议论；但若是在侦查中即行介入，且一案未成，再起一案，则恐在体制上不免引起争议。何况，连当事人亦未约询，即做出对司法人员操行如此严厉的处分，这难道是“监察院”的应有风格？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许多人或许会对朱、吴二人将受惩处颇感快慰，但我们却深以一个可能破坏权力分立原则的“监察院”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