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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0月20日电 香港《文汇报》发表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撰写的文章《中日民间情绪如何走出怪圈？》指出，日本方面最近公布一项题为《2008年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里中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的认同程度超过日本国民。如果联系过去两年随着中日关系大幅改善，中日两国从舆论到国民感情方面的的落差，亦即中国舆论从过去的对日强烈批评转为相对理性，而日本舆论却从过去的相对理性转为对华极端负面，人们将可以对中日关系在深层结构里的一些现象生成一些新的认识。

　　文章摘录如下：

　　十月二十三日开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将借参加亚欧峰会的机会访华。由于麻生是继安倍和福田两位对华较为温和的日本领导人之后执政，因此他的对华倾向以及此次访华时与中方的沟通值得关注。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日关系经历了安倍和福田两个较为温和的时代，但两国民间的互相认知却似乎并未取得长足进步。

　　日本方面最近公布一项题为《2008年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里中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的认同程度超过日本国民。如果联系过去两年随着中日关系大幅改善，中日两国从舆论到国民感情方面的的落差，亦即中国舆论从过去的对日强烈批评转为相对理性，而日本舆论却从过去的相对理性转为对华极端负面，人们将可以对中日关系在深层结构里的一些现象生成一些新的认识。

　　这次调查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于2008年6月至7月在中日两国实施。由日方公布的这项调查结果显示，54.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一年来中日关系“良好”，但46.1%的日本人却觉得“不好”；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仍占多数(40.6%)，并比2007年上升了4.1个百分点，但是有60.9%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年来对日本印象有所改善，而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人高达75.6%，与2007年相比上升了9.3个百分点，有43%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年来两国关系恶化。

　　显然，虽然在两年前安倍上台后，经历安倍和福田两届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政府，中日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但中日双方国民无论在彼此感情还是在对中日关系前景的认识方面，都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两年里，日本国民和舆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要大大超过中国国民和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其间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层面的，但归结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

　　第一、过去两年，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对新闻舆论中的对日报道和评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甚至就连日本媒体和民间的对华负面情绪也一并加以屏蔽，由此大幅降低了06年以前弥漫在中国国民中的对日负面情绪；而日本则由于体制不同，政府无法直接介入对媒体的管理，因此日本民间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便如没有闸口的流水而一泻千里。

　　第二、同样由于两国体制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国国民对于政府及其所为的认同，超过日本国民对其政府及其所为的认同；因此，同样的中日元首互访及其带来的两国关系的明显改善，在中日两国国民心理深处引起不同的反应。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日正在经历两国历史上首次极其漫长而艰难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但这一调适给中日双方民间带来的冲击程度是不同的：由于两国规模的不同，同时也由于两国在崛起期所处的阶段不同，因此中国崛起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显然超过中日关系调适给中国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如果说这只是中日关系调适的大背景，那么今年上半年开始的毒饺风波，则是导火线，直接点燃或加剧了日本民间对中国崛起的骚动和不安。

　　换言之，中日关系调适过程中，双方国民感受到的心理冲击的具体载体是不同的：对中国国民来说，这一载体主要是历史问题；而对日本国民而言，这一载体则主要是中国崛起后日本面临的地位挑战和生活水平下降。显然，两者对各自国民的切身感受程度是不同的：历史问题对中国国民而言虽然敏感，但却更多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中国崛起对日本国家地位的潜在挑战，对日本国民而言则是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

　　研究百多年日本的思想史可以发现，日本由于从“明治维新”后直到二战之后，始终只是在物质现代化的层面运作，未能最终触及乃至完成全民精神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日本在战后不但缺乏一代引领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大思想家，而且其传媒在高度商业化的运作之下，也染上并充斥炒作、渲染的恶习，这在对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今年年初的毒饺风波一直到不久前的北京奥运，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和评论的程度不但在中日关系正�；�三十年来所罕见，而且在横向上也超过欧美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评论，其背后折射的是日本国民精神世界和中日关系的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面对中国崛起这一人类历史上无同类可比的现象，即便是欧洲这样的历经自由、民主精神洗礼的国家，也同样存在一个克服文化傲慢，跳出狭隘民族思维圈子，与中国一起站在一个人类共同成熟的历史高度，审视彼此的情绪以及发展阶段和体制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各自盲点。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只有在这一高度寻求对话，才能形成一流的思想碰撞和交锋，并对人类历史有所贡献；不然，类似今年上半年的中西民间交锋，只能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的情绪宣泄和恶性循环式的氛围日趋毒化。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两年对媒体对日报道和评论方面的管理，虽然在短期和表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少在客观上稳定了中日关系的氛围(这一点在中日关系的调适期显然十分重要)，但从终极上看，中国国民当前无论在对日情绪还是在其他众多问题上，其情绪稳定的背后依然隐藏着巨大的不成熟。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套和解决，当然涉及中国与体制有关的综合处理，但至少中日关系近两年基本氛围的稳定，中方的努力还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