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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0月15日电 香港《文汇报》10月15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国金融�；�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在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一直没有改变。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三十年之后已拉响“后劲”�；�的警报，传统比较优势急剧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中国经济亟待通过转型“强身健体”，而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应重点放在支持民生建设、促进生态环境和生产安全上，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将宏观和微观经济动力和修复力激发出来。

　　文章摘录如下：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曾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年均GDP增速高达9.8%，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首先，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发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

　　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家务负�；蛭幕�和技术水平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同时廉价的劳动力也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专例，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会持续廉价。在单位劳动产出并没有同比增长、劳动者�；す惴杭忧康那榭鱿�，中国企业面临的是难以协调的劳资关系、难以控制的工资成本，随之必然带来产品价格优势的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空间必然会不断萎缩，并受制于人。因此中国已经不能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了。

　　在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遭遇到内生力提升的瓶颈。经济活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制度的释放和对机会的捕捉，改革开放使经济具备一种内生力或者原动力，如今这种经济内生力愈显匮乏。

　　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企业追求无限膨胀的发展方式，上下游的利益希望都可以分到，涉足不同产品时也很少考虑是否属于自己长项。贸然扩张的结果不仅是规模膨胀，一切竞争都回归到“以量取胜”，“没有精细活，只有粗批发”，直到有一天发展空间突然被压缩，膨胀式的发展不得不停滞了，就被迫面临反倾销和劳动成本上升的双重压迫。

　　大约在本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东亚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就是出口企业和出口产业的技术水平低。出口企业主要从事一些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急剧了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摩擦，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大增。要改变这种状况，亟待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在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正因为此，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借助传统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和升级，简单说就是把“活”做得更细更专业，把“量”和“质”都抓好，把权限和责任理顺，把宏观和微观的活力和修复力打造得更好，承担更多对后续发展的责任。

　　如今中国宏观调控即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考验，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个庞大系统时，调控难度会越来越大。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进行系统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一种制衡和疏通、监管和传导。政府需要至少从三方面引导和推动经济转向新增长方式，实现强身健体。首先，政府应该在保证基础民生方面有更好的担当，增加对生产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基本住房和医药服务方面的投入，提高基础福利补助标准、城市贫民和无业人员生活保障。其次，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市场，更好的市场机制对于经济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加强产权的�；ず褪谟�，健全和深化行业规范，调节和整顿税收及补贴，相对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再次，对于各种破坏生存环境和生产安全的行为，采取严格治理措施，对直接受害者有所补偿，对欺瞒破坏者进行处置和封杀，对具有环保良好口碑或投入的行为给予鼓励。最终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经济增长良性持久，更多人获得福利提升，国家吸引力也会显著上升。

　　梯度发展的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获得特有的生产要素优势，政府应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激活生产要素优势在本国内转移和联动。在中国，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阶段和要素价格就有所不同，经济过热问题往往是局部和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因此相对落后地区有空间来消化可能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经济泡沫，从而协助实现整体国民经济的稳定。梯度发展也体现在投资领域和消费阶段当中，落后地区可以既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运用更多的经济以及金融手段，使产业模式、供销体系得到更快提升，消费内容和趋势也将不断细化和广泛化。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梯度空间为宏观调控新阶段创造了更多条件。

　　现在，中国经济很难再保持过去三十年中每年10%左右高增长，GDP增速放缓成为现实。速度缓下来时，政府和企业应该着手做好三件事：首先是补充发展短板，即调整经济结构；其次是重塑核心竞争力，即提升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涵，以梯度优势为发动机，先发优势结合后发优势，让经济机车生成联带效应；第三是让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得到更快的完善。政府间关系、国家外交战略、政府和公共部门形象、政策研究机构、社会公益事业和非盈利性机构、科学研发机构等涉及国家整体社会人文环境和吸引力的“软实力”因素，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韩昕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