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封村”有悖于开放的时代潮流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进行封闭管理，即，用围墙、铁门将村庄封起来，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按照试点大兴区警方的说法，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警方“封村”，或有其苦衷，城郊接合部治安差，且情况复杂，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不得不考虑更强力的举措，如强化治安巡逻，增加监控设备，都在情理之中。但筑墙锁门，未免不智，开放文明已蔚为潮流，连一些政府机关都在拆除围墙，我们岂能再走回头路？之前，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在警方的思维里，“封村”似乎与许多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二者有云泥之别。
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自愿的，小区业主是被服务的对象，谁也无权强制他们办什么出入证，或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的限制，倘若这种封闭管理影响到业主工作生活，那么物业公司估计得卷铺盖走人。而“封村”，则是强制的，村民是受管制对象，活动受到限制，“封村”影响居民工作生活，居民并无权置喙，一切都得为治安让路。实际上，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有限度的，远未达到“封村”那样的水平。
得承认，北京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村庄治安秩序恶化是事实，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放置在文明开放这个前提之下审视，管理者不可因为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就对所有外来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为设限限制人员流动，以堵截来应对复杂情况，简单地把一个个活泼的村庄都封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社会流动已成常态的社会，“封”村的办法，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的基本常识。
再说了，“封”村固然有治安上的某些效果，但更应该看到对民众的工作生活带来的莫大麻烦，不能仅仅看到治安的效果，也要看到居民额外增加的社会成本。自然状态的生活人流，因为突兀而起的大墙铁门被迫中断，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有扰民之嫌。民众当然有配合政府、警方管理好治安的义务，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是民众之福，但问题是，仅仅凭“封”村这样的举措，能给居民们带来多大的幸福？
流动人口多的村庄治安相对较差，但仅仅针对类似情况村庄的封闭式管理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警方乃至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关心每一个社会细胞，将平等的关怀洒向每一个公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将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将民众积怨疏导于萌芽，真正建设起平安、健康的社区。如果每个公共场域都可以以治安为名建围墙、发证件，一个城市就被划分成若干个“堡垒”，治安倒是好了，但那还是现代化的城市吗？
现代化、城市化的要义首先是社会的开放，消除妨碍人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切壁垒。置身于一个大流动、大变迁、大开放的伟大时代，地方管理者应该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维，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坚硬，总是不愿意放弃“关起来”的思维，尝试着走回头路。 □胡印斌(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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