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日报：人大质询应实现常态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会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这两种监督方式此前并不常见。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受常委会委托，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常委会工作报告。这是监督法生效后，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3月10日《新京报》)。
笔者以为，人大质询这一监督方式的提出，堪称此次“两会”一大亮点。或许对于很多民众而言，质询还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但是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由人大依法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提出质问并要求答复，理应成为法治化监督的常态。
众所周知，我国“一府两院”均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政府的各项权力都来源于人大，由人大对政府进行监督乃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必然逻辑�！跋执⒎ɑ匾桓龈匾那痹诮巧嵌孕姓贡３忠恢盅侠鞯呐馈保魑幌钭ㄊ粲谌舜蟮募喽饺�，质询暗含有对其他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失误的纠察和责问，较之一般监督更具有针对性和刚性，故而向来被认为是人大监督权中的一项“核心权力”。
虽然我国宪法从母法的地位确立了人大代表的质询权，但在实践中，这一重要的监督权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北京团代表曾就“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共和国质询第一案”却成为孤例。近年来，随着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逐步加强，有的地方人大代表开始重启质询程序，出现了一些极富“轰动”效应的质询个案。
其实，无论是从国家宪政体制的逻辑出发，还是从实践中加强监督的需要出发，重启人大质询权都不应当成为“个案”。在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由人大质询政府的常态化，促使代表行使质询权，不仅有助于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而且有助于破解行政监督的种种现实困境。近年来，面对一些公权违法行为，民众越来越倾向于寻求舆论监督或其它极端方式，再通过上层行政压力来化解。从法治角度看，这种忽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更多地选择上述非法内途径，并非常态社会的福音。在监督的有效性上，由处于权力源头的人大启动带有强烈问责性的质询程序，政府部门就没有了装聋作哑或者打马虎眼自查的可能。质询可以增加被质询对象的压力，使其对曾经忽视的问题产生强烈的责任感，进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推动政府部门恪尽职守、依法行政。
不仅如此，重启人大质询权还是一种行宪的体现。近年来，宪法条款被闲置的现象屡被提及，并被视作背离法治的一种倾向。而质询权的重启，不仅意味着人大一项被闲置的权力被唤醒，也预示着宪法又一则“休眠”条款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人大宪法性权力被激活。例如，与质询权同样“刚性”的另一种监督形式———我国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常年来也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在去年的“躲猫猫”事件中，舆论就普遍呼吁激活人大的调查权。如果这一权力也能重启，对于实现常态化的人大监督而言同样善莫大焉。
当然，无论是质询权还是调查权，人大监督的有效行使，都离不开进一步的法律规范。虽然我国宪法都对这两种权力作了明确，其他法律如2006年的监督法也对质询程序等作了专门规定，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监督权的具体落实还缺乏可操作的细节性规定，以往这两种权力之所以很少得到运用，很大程度上也与立法的不周延有关。因此，监督行为本身同样需要严密的制度预设，对质询和调查的范围、内容、程序、方式、处置等，都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如此才能最终让宪法的权力落地生根。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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