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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一审宣判，弑师者付成励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这是一个理性的博弈结果，它虽然可能激怒一些主张对付成励处以极刑的人，但从更长远而言，这个结果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需要承认，相对以往司法实践的其他个案，北京一中院给付成励的裁决较轻———他对被害人心存怨恨而预谋杀人，并在课堂上当众杀死正在上课的老师，该行为主观恶性大，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这事如果摊在一个普通市民或者民工头上，即使投案自首，基本上难逃极刑。因此，这一判决所表现出的个案之间的不平衡，的确会让部分人感到遗憾甚至不满。

　　在那些反对这一判决的人看来，就付成励作案的手段、场所、后果和影响来看，不判付成励死刑，有鼓励报复杀人、纵容学生犯上、诱导凶残犯罪的可能。这的确没错，在几十年来习惯于重刑多杀的中国，给付成励如此轻罚显得突兀，这多少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但如果把该案放在中国改革死刑制度，尤其是将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院并且真正开始践行少杀、慎杀的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对付成励的从轻判处，恰恰就是对慎杀少杀政策的贯彻，也是以生动的案例教学方式进行的一场刑法理念教育，通过这场教育，很多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死刑的问题，也意识到废除死刑的必要性。这有助于培养中国社会的轻刑心理，也有助于降低司法人员对死刑的依赖心理。

　　多年以前，我国的刑法和有关政策性文件就明确了慎用死刑原则，但直到2007年元旦最高法院重新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之前，这一原则并未得到真正贯彻实施，相反，部分司法官员和民众还一直迷信死刑的效应。这种局面，既源于传统文化中重刑主义思想和报复性思想的深刻影响，也源于长期以来对公权的强调和对个人权利的忽视，亦源于司法的专横性习惯和不受有效监督制约的制度缺陷。

　　好在2007年死刑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的死刑适用大幅度减少，但它并未像当初有人担心的那样给社会带来更多隐患，恰恰相反，它让人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生命权的尊严和至高无上性，这也客观推动了中国社会个体权利回归的进程。在此过程中，部分曾经迷信重刑特别是死刑的人，也开始转变观念，意识到死刑并非万能。

　　作为这场变革的践行者之一，北京市高院和两家中级法院两年多来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改革实践，比如对那些激愤杀人者，只要认罪态度好，赔偿积极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法院基本都为其留了一条生路，这种判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付成励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考虑到付成励案件的典型性、特殊性和广受关注性，我们希望，该案在尘埃落定后，能够成为有关中国死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标本。

　　首先，付案的判决结果，将会告诉法官和人们，什么叫做“可杀可不杀”，什么叫做“慎用死刑”。其次，付成励的罪行恰恰告诉人们，他的确还未到“非杀不可”的地步，也未到“民愤极大”的地步，这就提醒各地法官，在处理重大刑事犯罪案时，切忌动辄以“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用语来替重刑主义开道；再者，付成励的结局，依然能够提醒民众不能用非法手段解决私人恩怨，否则，即便不被判极刑，在监狱里呆上一二十年，让人生所有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囚牢里流逝，同样是一种可怕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