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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落马的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因为向记者发表一番“贪腐感言”，被人冠以“温和腐败”新名词的发明者而名声大噪。他的自我辩白一时间成为坊间的笑柄。但我们不能一笑了之，分析其从一名颇有勤政之名的“能吏”堕落为一名贪官的轨迹，分析其贪腐背后的心理动因，对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从而“惩前毖后，教育他人”不无参考价值。

　　据了解，麻栗坡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02年12月，赵仕永到麻栗坡县任县委书记时，该县的全年财政收入位居文山州倒数第二名。赵仕永到任4年，带领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到2006年底，麻栗坡县的财政收入已跃居文山州第三名。但赵仕永在为民谋利的同时，也大肆为自己捞钱。他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

　　以勤政与廉洁两个特点作为纵横坐标，有人将官员分成四类：一是能干勤政，同时廉洁奉公的；二是能干勤政却也贪腐的；三是庸碌无为却廉洁的；四是庸碌无为而贪腐的。老百姓评价最低的是后面两类，最痛恨的是第四类，不给老百姓办事，“毫不为人，专门利己”者。对第二类官员，如人们对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红塔集团原老总褚时健等，老百姓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宽容与谅解，赵仕永的为官特点似乎是第二类，即能干而贪腐。所以，他的落马，在当地颇受同情。这反映了老百姓的善良，也流露出对现实的某种无奈。这种对“能吏”腐败的宽容，正是赵仕永“温和腐败”论出笼的社会氛围，在社会心理学上，叫“社会态度”；这也是他走向贪腐之途的主要心理依据及行为动机之一，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消解自己的犯罪感，为自己的贪腐行为找到合理解释的。

　　其次，“温和腐败”论者的第二种心理动机是一种补偿心理。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级学说，人的需要从低到高、从物质到精神分成五个等级，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上升到高层次需要。当高层级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退而求其次，从其他需要上找补偿。一些“能吏”，其勤政的动机除了为老百姓、为社会办些实事外，也有“建功立业”、树立政绩、从而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愿望，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就我们目前的干部评价机制、升迁道路来说，政绩甚至老百姓的“口碑”并不是惟一决定的因素，还有诸如年龄、学历、人际关系、上级的赏识等等似乎也相当重要。加上官员退职后又没有如西方国家的官员的出路，如到大学任教、到公司和一些民间组织任职等，一些升迁无望的官员就把在位时多捞点钱作为仕途亏空、预备退职赋闲的“精神补偿”。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为了铲除“温和腐败”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土壤，为了消除官员“温和腐败”式的自欺欺人心理，也为了避免许多有能力、有作为的官员重蹈赵仕永们的覆辙，我们应该在干部任用制度、反腐理论建设、舆论引导方面实行改革和创新。在舆论评价上，对落马的官员要客观公正、功过分明。任用提拔干部要真正实行“德才兼备”的标准，既不能求全责备、埋没人才，也不要偏爱护短、纵容包庇。同时，还应尽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任后审计制度，使其诚实做人、干净为官；任用干部要公开、民主，任前、任中、任后都要征求群众意见、参考舆论评价。这样，既有激励措施，又有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能进能退、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