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省衡南县的一项“旺城”之举引来争议。不久前,衡南县召开股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必须无条件入住新县城。当地官员称此举只为提升新县城的人气,发展当地经济;一些公务员则认为,上班8小时之内要按照规定办事,可8小时之外还这样严格控制就有些不合理了。(12月 12日《法制日报》)
衡南县上述“旺城”之举的不合理性,应该说十分明显。因为,“怎样居住、在哪里居住”都属于公务员个人私务的范畴,公权力无权干涉,理应由个人自由选择。不过,这一做法却得到不少网友的赞同和支持,如有网友认为,“公务员更应该为经济发展出力,因为他们享受的成果更多”,“严格管制公务员是正确的”。
何以至此?除了时下一些公务员的形象不佳这一背景外,我想,具体而言,这或许也是长期以来,对发生在公务员身上的公、私界限混淆不清的一个现实折射。
比如,很多原本属于公务员私务范畴内的事情,被自觉不自觉地公务化了。以居住为例,并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公务员,有时能通过公务化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这一私人问题,如一些地方存在的,事实上专为公务员建造的廉价经济适用住房,除此之外,不少地方还常为公务员发放住房补贴。而住房之外,在个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公务员私务被公务化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如出行方面,福利化的公费旅游乃至出国旅游(像最近的“出国门”事件);公款吃喝;手机话费补贴或者报销;甚至在读书学习方面,公款培训、公款攻读学位也是常见的公务生态。
与私务公务化相伴随的,是公务的私务化。比如,上述种种为公务员生活福利而进行的公共开支,在财政上就显得不公共——公众既无法真正参与,更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甚至连这些公共开支的具体数目是多少,是怎样一笔一笔花出去的,公众也无从知晓。
不独于此,在更广泛的公务领域,比如说公务员的评价考核领域,公务不公而私的现象同样存在。照理,作为为公众服务的人员,公务员工作业绩水平的好坏高低,民众应该有发言权、决定权。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公务员究竟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该奖还是该惩,依据现行制度,大体上仍是公务员自己内部关门讨论、决定的事情,作为“公务”主人的社会公众,基本上插不上嘴。
该公的不公,该私的不私,使得二者的边界游移飘忽,但公私分明,才是推行民主法治、确!叭ɡΑ苯峁蛊胶獾囊桓鲋刃蚯疤,否则私务公化、公务私化之下,必然是权力的泛滥——即便公务员自身,亦不能幸免于外。(若夷 作者系评论员)
公权霸道下公务员也是弱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地政府想让县城兴旺起来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种心情并不能以盲目行政为代价。传统文化往往给公务员贴上了强势的标签。确实,现实语境下,我们见到当公务员与其他群体发生争议时,有时是公务员利用公权的霸道占据上风。但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公权霸道下公务员也是弱者。
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也要考虑生活方便及搬家成本。然而,他的这一自然需求,在公权的霸道下却无法保证。据称,当地将“三搬”工程作为考察干部以及年终班子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凡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设及搬迁入住的单位,年终考核实施一票否决,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分管领导取消评先评优资格,通报批评。单位班子成员未按要求入住县城的,通报批评。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设及搬迁入住的单位,一律停拨办公经费,入住率抽查不到70%的,扣除办公经费两万元。
我们既要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又要保障公务员的权益,这两方面应该是同等重要的。从精英政治的理念出发,在道德建设上公务员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他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其框架应该是公务员法及主流的社会道德。然而,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主流的社会道德,都没有强制公务员搬家的规定,因此,衡南县这一举措既违法又违德。 (毛建国 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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